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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松:非洲疫情与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应对

 

许晓松,曾任联合国塞拉利昂维和特派团军事观察员、中国驻埃及使馆副武官、中国驻安哥拉使馆国防武官、中国驻苏丹使馆国防武官,现为北京中安华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出现多点爆发之势,欧美地区疫情正快速蔓延。同时,非洲54个国家中已有53个国家出现新冠肺炎确诊感染病例,形势十分严峻,不容乐观。我在非洲1万余家中资企业100余万经商、劳务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正面临严重的威胁。



当前的非洲新冠肺炎疫情
    

(一)最新疫情

截至5月4日,非洲新冠肺炎确诊感染病例累计44873例,累计死亡病例1807例,非洲54个国家中已有53个国家出现新冠肺炎确诊感染病例,仅有莱索托暂未发现确诊病例。目前,28个国家出现了本地传播,12个国家达到1000例以上,其中疫情最严重国家包括南非、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均已超过4000例;此外,尼日利亚、加纳和喀麦隆均超过2000例。从地区看,根据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北非是全非疫情最严重地区。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新冠肺炎正在非洲农村地区扩散。

2月14日,埃及出现非洲大陆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月25日,阿尔及利亚首位新冠肺炎感染者确诊,也是非洲第2例。2月28日,尼日利亚确诊了该国首例新冠肺炎病例,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首次出现新冠肺炎病例。

此后1个月非洲疫情相对平缓。3月15日,只有16个非洲国家出现病例,累计确诊仅273例,绝大多数病例系从欧洲等地区输入。但自3月下旬开始,疫情快速蔓延,3月31日上升至5413例,1周后的4月7日突破1万例,4月19日达到2万例,4月26日超过3万例,5月2日增至4万例。

(二)非洲新冠肺炎疫情可能的发展趋势

早在2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就曾多次警告“注意非洲的情况”。他在向非洲联盟通报疫情时表示,“最令人担忧的是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尤其在非洲”。比尔·盖茨也对非洲可能发生的疫情表示了担忧。他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如果它传播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或南亚地区,将带来巨大影响,情况可能非常糟糕。”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教授卢山认为,现在全球疫情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我们还没看到非洲、南美洲等第三世界地区正在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继中国的第一波疫情、欧美的第二波疫情之后,其他地方有可能出现第三波大的疫情。

流行病专家警告说,目前新冠肺炎在非洲的传播进程与欧洲疫情严重国家相似,很多非洲国家都是在3月底的时候才执行停航、居家隔离、学校放假等防疫政策,同时,由于非洲各国缺少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一些国家并未对疑似患者进行检测,无法确定背后有多少个病例没被筛查出来,非洲感染者的数量“被大大低估了”。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3月30日首先拉响警报,认为非洲距离爆发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的“残酷疫情风暴”仅有两三周时间。世界卫生组织不久前也警告,拥有13亿人口且集中最多发展中国家的非洲大陆可能成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下一个“震中”。

世卫组织根据所有非洲国家使用的流行病学模型预测,4月份是非洲新冠肺炎疫情快速扩散的一个月,5月上旬,非洲的确诊病例将呈指数级增长,多数国家很快将突破1000例。7月份达到顶峰,多数国家达到10000例左右。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4月中旬发布的报告更为悲观,认为如果非洲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最坏情况下,或导致12亿人感染、330万人因疫情及疫情产生的次生灾害而死亡;而最好情况下,也将导致1.22亿人感染、30万人因疫情及疫情产生的次生灾害而死亡。

(三)非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大部分民众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非洲被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录的国家就多达34个。非洲40%以上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生活费用小于每天2美元),71%的劳动力属于非正式就业,并且多数不能居家办公。同时,非洲近40%的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在基本生计都很难保障的情况下,很多人更无法得到必要的医疗卫生保障。如果出现大规模疫情,大量低收入人群根本得不到检测和医治的机会。

二是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都很薄弱。如缺乏医疗设备和防护物资、缺少医护人员、技术能力偏弱、检测能力、收治能力有限等。非洲平均每1000人只有1.8张病床,而韩国这个数字是12.3,德国是8。在马里,平均100万人只拥有一台呼吸机,全国总共大约有20台。在5000多万人口的肯尼亚,重症监护病房床位只有550张。在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医疗工作者寥寥无几,有些国家没有隔离病房。因此,如果不能及早有效地进行防控,非洲的卫生系统就会瞬间超载并崩溃。

三是疫情防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需要政府协调组织,但非洲许多国家缺乏资金,无疑将严重阻碍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时,政府和社会动员能力弱,特别是有些非洲国家尚处于内战或内乱中,政府很难推动民众积极参与并有效实施各项防控工作。

四是非洲各国长期以来面临疟疾、艾滋病、埃博拉等传染病的威胁。一旦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当地卫生系统将不得不从现有的应对疟疾、麻疹、艾滋病、埃博拉等疾病中转移注意力,分散医疗资源,并导致上述传染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幅增长。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最新预测认为,如果疟疾防治工作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被长期耽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20年因疟疾死亡人数将有可能超过70万人,是2018年死亡人数的两倍,可能达到近20年来从未出现的水平。

五是非洲多数城市都存在着大量成片的贫民窟,在贫困和冲突地区还有很多难民营。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撒哈拉以南非洲56%的城市人口集中在拥挤和服务设施糟糕的贫民窟里;只有34%的家庭有基本的洗手设施。这些地方人口稠密,日常生活中根本无法保持距离,加之生活和卫生环境恶劣,都加大了感染病毒的可能性,病毒很可能“像野火般扩散”。


非洲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主要措施
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公募基金会是成立于1981年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近代著名将领张学良将军设立的“汉卿讲学基金”,设定基金宗旨,成立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东北大学毕业生出国深造和教师出国考察、进修等。香港怡和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顾乾麟1939年出资建立了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叔频公奖学金”,制定奖学金宗旨,拟定奖学金评选标准,并对奖学金候选人进行核查,到1949年10年间,资助学生达1000多名。

(一)实施国家紧急状态、宵禁,以及关闭边境口岸、强制要求隔离等措施

目前,已有18个非洲国家宣布实施“国家紧急状态”,包括科特迪瓦、尼日尔、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拉维(国家灾难)、南非(国家灾难)、安哥拉、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战时状态)、佛得角、莱索托、刚果金、刚果布(公共卫生)、摩洛哥(公共卫生)、博茨瓦纳、加蓬等国。此外,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宣布部分疫情严重的城市和地区实施紧急状态。另有10余个国家宣布实行宵禁,大多数国家均已采取关闭其各自的陆、海、空口岸,以及强制要求隔离、禁止公共集会、关闭学校等强制措施。

(二)积极发挥非盟的协调作用,并努力寻求国际合作

非盟首脑会议主席团日前强调,非洲各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必须相互协调,并实时交换可靠的疫情信息。主席团决定成立非洲抗疫基金,由主席团成员国向基金提供1250万美元初始资金,并呼吁非盟其他成员国、国际社会和慈善组织向基金捐款。非盟首脑会议主席团成员国还同意为资金不足的非洲疾控中心提供450万美元,以提升中心履职能力。

联合国非经委称需紧急提供1000亿美元给所有非洲国家,为他们提供财政空间建设非洲人民的“安全网”。世卫组织呼吁非洲各国在目前窗口期仍在的情况下,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加强现有公共卫生和初级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同时呼吁二十国集团加快对非洲疫情防控的支持。

(三)不断加强与中国的防疫合作

随着疫情升级,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加大对非洲疫情防控的投入。在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下,目前已有包括南苏丹在内的47个国家能自主检测新冠病毒,而1个多月前只有南非和塞内加尔有检测能力。非洲疾控中心已经向非洲国家分发超过1万件病毒检测套装,也正在加紧采购体温检测仪和其他重要医疗物品。非洲疾控中心称,自非洲疫情开始以来的两个月里,在10多亿人口中进行的检测不到50万次,每100万人中只有325人接受检测。而从4月下旬起的1个月内,非洲将展开超过100万次新冠病毒检测。未来3个月,全非洲再进行1500万例检测。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已在18个国家部署了62位专家,以协助各国政府作出反应,帮助管理病例并防止继续传播。近2个月以来,约有1万多名非洲卫生工作者接受了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新冠肺炎防控的在线培训。

4月份以来,中国政府已先后两次集中向非洲30个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包括防护服、护目镜、体温检测仪、口罩等。中国政府还动员在非洲各国的中国援非医疗队积极参与所在国抗疫行动。

3月18日,中国同非洲国家首次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举行专家视频会议。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利比里亚等国卫生部长,非洲疾控中心副主任等24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卫生专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驻部分国家代表等共近300人通过网络在线与会。中国多名相关著名专家介绍了疫情发展趋势和特点以及中方在疫情防控、临床治疗、海关边检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并回答了非方近50个各类问题。4月27日,中国又同非洲国家举行“中非连线、携手抗疫”系列专家视频交流会首次会议,双方重点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策略进行了交流。尼日利亚卫生部长、莱索托卫生副大臣等22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医疗专家共约200人通过网络在线与会。

此外,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积极向非洲国家和非盟提供包括检测试剂、医用防护品等各类援助。自3月中旬以来,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基金会已先后三次为非洲54个国家捐赠医疗物资,总计包括1060万个口罩、46万件防护服和防护面罩、800台呼吸机、260万份检测设备和试剂等物资。除此之外,马云还组织了中国和非洲医生之间的线上交流,分享抗疫经验。在完成为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的培训后,接下来还将为更多非洲国家举行专场培训。


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防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已有3个多月。“中国上半场,欧美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但对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和同胞来说,有极大可能还要面临一场“非洲加时赛”,务必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和昂扬斗志,坚决打赢这场艰难但又必须打赢的战争。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模范先锋作用

疫情当前,关键时刻,身处国外,特别是在非洲这一特殊环境中,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模范先锋作用。各企业、项目部的领导干部更要提高政治站位,做到一切服从大局、一切服务大局,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确保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不能自行其是、擅自作主、阳奉阴违。消极应付,选择性执行。要坚决执行国内公司党委决定,不打折扣;坚决服从使馆统一领导,不讲价钱。

(二)统一领导,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并肩作战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我在非各中资企业、商会、华人社团,以及我援外医疗队、中资医院,要在使馆的统一领导下,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不仅要及时互通信息,分享防控物资,也要积极帮扶因疫情陷入生活困难的同胞,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抱团取暖,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并肩作战。

(三)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

一是战略上藐视。根据世卫组织报告,新冠肺炎80%的患者症状较轻,15%左右感染者发展为严重疾病,约5%患者属于重症病例,目前全球确诊病例死亡率为3.4%。中国抗击疫情所取得的成效充分证明,新冠肺炎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教育员工要科学理性看待疫情,保持淡定,放松心情,冷静面对,科学应对,避免恐慌,不要自己把自己吓倒。

二是战术上重视,积极做好个人防护。

(四)严格遵守驻在国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令和规定

要认真学习、研究驻在国相关疫情防控的各项法律、法令和规定,增强守法意识,支持并自觉遵守当地政府的各项防疫举措。不囤积居奇,不高价售卖防疫物资,不发疫情不义之财,不隐瞒疫情做病毒传播者,以免成为当地人忌恨和攻击的对象。在国外,1家公司或1个人代表的不仅是一个个体,更是整体中国人的形象。

(五)积极支持配合驻在国疫情防控工作,勇于担负企业社会责任,展现中国企业风范

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没有种族、国籍、贫富之分,没有谁能置身世外。多年来,在非中资企业和中国同胞在非洲这片大陆上成长,在这片大陆上收获,如今,非洲正面临十分严峻的疫情形势,中资企业和中国同胞有义务为非洲的疫情防控做出自己的努力。所谓患难见真情,现在正是中资企业和中国同胞积极地站出来,支持配合驻在国疫情防控工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勇于担负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展现中国企业风范的最佳时刻。

(六)严防死守控疫情,按照底线思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密切关注我国内有关部门,特别是我驻外使馆发布的最新相关信息和安全提示,以及驻在国官方机构发布的疫情动向,跟踪事态发展,并采取相关措施。

二是根据驻在国疫情发展情况,及时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预案制定应综合考虑所在国疫情形势、项目现场人员密集程度、当地医疗救治条件等因素,全面排查风险源头,从感染发现后的紧急隔离、紧急救治、医疗转运到感染扩散后的人员撤离、停工和资产保全等,分级分类制订措施。特别是针对极端情况的应急预案,要组织沙盘推演,提前进行压力测试,使应急措施可行、有效;

三是总承包商要承担起责任。加强对各分包参建单位的统一管理,切勿自行其是,要采取相同等级防控措施,执行相同的管理制度,相同的监督检查机制,切实做到联防联控。

四是疫情防控的重心从“中方人员的防控”转向“中外方人员并行防控”。要充分考虑到当地员工流动性大等特点,将零报告人员扩展到当地员工,采取切实措施及时发现疫情。做好对当地员工的防疫知识普及和疫情形势教育,引导他们科学认识疫情,服从管理,安心工作;同时,注意倾听诉求,关爱员工,合理安排当地员工的休假及工资发放。在当前形势下,可以提前支付或是适当借支工资,让当地员工也能提前做好安排,严防因疫情导致各类群体性事件发生。

五是教育员工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谨言慎行,不要道听途说,听风就是雨,传播一些未经证实甚至是不实的消息,搞得人心惶惶。

六是适当增加生活物资如饮用水、食品、药品的储备。一定要准备一些常用药品,如感冒药、腹泻药、消炎药、清热解毒药、退热药,以及疟疾、登革热试纸等。但一定要适度,并通过合法途径适当储备防疫用品和生活物资。不要在厂区和商铺内囤积大量库存物资及现金,防止成为哄抢对象。

七是位置分散偏僻、规模小、中国人少的企业,更加需要提高警惕。最好是妥善处置好贵重物资,人员集中到规模、位置、安保力量上有保障的中资基地居住,以便相互照应。

(七)强化社会安全意识,加大安全防范力度,确保疫情期间人员和财产安全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安全防范同样不能放松。集中精力防疫的同时,治安状况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形势严峻。疫情防控与安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缺一不可。要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做好疫情防控,确保人员生命健康安全。

一是做好企业基地防抢劫。进一步加强驻地安保措施。必须强化驻地、办公区域、财务部门、库房和施工工地等处的安保措施,尽量安装防盗网、防盗门、摄像头、报警器等,有条件的应准备必要避难场所和较隐蔽空间以备紧急求生。各中资企业在下班后,特别是夜间,必须安排有至少1名中方员工值班,以便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反应,及时报警。

二是防范大规模社会骚乱和动乱。特别是疫情如果进一步恶化,或出现食品短缺等情况,社会矛盾有可能更加尖锐,必须有应对大规模社会骚乱和动乱的思想和实际准备。

三是外出安全。严格限制员工不必要的外出,如果外出,应做好防范措施,尽量结伴同行,提前规划出行线路,不走偏僻路和土路,不断改变日常出行的时间和轨迹,避免被他人掌握规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夜间外出。

四是遭遇当地人针对我同胞的非理性言行,务必保持冷静、妥善应对,确保自身安全,防止冲突导致人身伤害或引发当地仇视排外,及时将情况报告使馆。

五是进一步加强对企业所雇用的当地员工,特别是当地保安的甄别、审查和管理。要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员工管理制度。除了最基本的尊重外,还要给予足够的人文关怀,同时应宽严相济、赏罚分明,既关心其生活,也要注意其言行举止,力争把问题和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

 

       原文发表在《中安华盾订阅号》微信公众号2020年4月6日。

       2020年4月30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5月6日。


发布于: May 8,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周章贵:伊拉克穆拉比特安保服务公司

周章贵,CGE高级研究员,ICoCA观察员,OSS国际协作中心秘书长,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海外安全与安保研究团队负责人

    国际安保规范协会(ICoCA)对伊拉克安保公司实地调研



公司概况
    


    ▲穆拉比特安保服务公司团队


穆拉比特安保服务公司致力于为伊拉克本地提供最可靠的安全服务,于2010年成立,其作为哈洛国际集团的子公司,为客户提供人身和技术领域的全方面安全服务。

穆拉比特安保服务公司在巴格达和巴士拉设有业务办事处,在迪拜设有业务发展办事处。符合东道国开展相关安保业务的授权,管理制度透明完善,并符合国际监管标准。穆拉比特拥有强大业务团队,其灵活性、适应性、响应性已达到一流的国际专业安全水平。

包括巴格达总部、巴士拉地区办事处、迪拜的业务发展销售办事处在内雇员总数450多名。其外籍员工均拥有每月可多次入境的签证。公司拥有400多辆新B6装甲车,并设有可提供住宿和商务设施的会议酒店,并有母公司哈洛国际的强大财务实力。在国际层面、伊拉克政府和商业联系中都具有广泛的资源渠道。获得国际安保领域(PSC.1和ISO 18788)等国际认证。

穆拉比特安保服务公司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管理和实践经验。业务主管理查德·琼斯作为业务负责人,在安全行业工作之前曾在英国武装部队服役,参与多次海外安全行动。完成兵役后,曾移居也门4年;总经理艾默尔·马哈茂德毕业于伊拉克空军学院,曾在伊拉克空军担任军官,在任职期间,他参加了不同的培训课程,如印度的基本空中交通管制、意大利的雷达控制等;区域主任达伦·奇尔科曾服役于伞兵团22年,其中包括在北爱尔兰服役5年,2003年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参加安全行动。商务总监约翰在伊拉克有超过10年的商业经验,负责监督业务发展活动;运营经理安迪·帕顿拥有23年的军事经验,曾担任过队医、队长、安全经理和运营经理。



公司服务范围


穆拉比特在恶劣和具有挑战性的操作环境中提供安全服务。为客户提供严格的安全风险评估,并且通过在伊拉克的安保团队提供风险可控的全方面安保解决方案。其业务主要包括:高级别的危机和风险管理、危机与医疗应急计划、人身安全和严密保护、移动安全和行程管理、设施和基础设施安全、健康、安全与环境咨询。其特色是将安全情报与一流的设备结合,以满足每个客户的特定环境需求,从而创建独特的安全低风险状况。其指挥和控制系统经严格测试,并由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管理,以提供安全行动支持。

(一)静态安全人员

穆拉比特拥有训练有素的伊拉克各级工作人员,经业务现场培训,或其培训学校专业培训后配置到伊拉克各地提供安全服务。操作团队精通PSC.1和ISO 18788标准规定,包括人员筛选、培训、交付和管理武器要求。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审查和评估。

(二)额外的生命支持服务

穆拉比特提供别墅或专门营房办公室安全服务,包括全套设施管理,让客户放心专注于核心任务和角色。

(三)培训与演练

穆拉比特可以提供敌对环境意识培训或演练,特别是与伊拉克有关的环境训练。由经验丰富的教师讲授,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量身定制,在巴格达训练基地设施中演练,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在客户实地量身定制培训。

(四)移动安全

穆拉比特配备全套医疗和康复设备,并拥有装备齐全的B6装甲车,在移动安全服务中注重全面沟通、实时跟踪,在进入巴格达国际区和整个伊拉克境内提供完整的个人防护设备(PPE),可配备训练有素的团队领导、医务人员和操作员。在巴格达的基地穆拉比特拥有覆盖伊拉克全境通信网络支持系统。操作控制室由可靠和经验丰富的操作人员全天候监控,使用双跟踪系统(GSM和卫星)、移动电话、甚高频无线电、高频无线电和卫星电话跟踪和监测所有小组的业务行动。



公司业务能力特色
    

驻巴格达的高级管理层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操作人员和静态安全项目管理团队,开展业务相关的详细、有效的审查程序。并得到母公司旗下第二家安全公司Al Thaware安全服务(ATS-109)的支持,可设计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随着环境变化提供实时的应急响应,在提供人力、签证、生命支持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与国家投资委员会(NIC)建立了合法链接的VISA支持服务,之外,在巴士拉和巴格达,穆拉比特在其最先进的“河畔商业公园”提供安全住宿和会议服务。

(一)操作

穆拉比特安保行动小组利用其在伊拉克的覆盖范围,提供实时地面态势感知,以支持所有任务,确保运营是有效管理和监督。操作包括:日常评估区域和当地的信息;运营团队向所有客户发布的信息;事件报告;具体的安全风险和威胁评估。通过全面的任务规划、实时情报、态势感知、多个通信系统和经验证的标准操作程序(SOP)为所有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控制;所有这些都在整个业务运行过程中报告给OCR(作战控制室)。主要包括预防、反应、监测、保护几个方面:

预防:对事件、风险、威胁做好准备,以适应灵活、快速、有效的反应;反应:强调反应速度和执行的效率,符合标准作业程序并通过不断的训练和实践提升能力;监测:从地面真相和态势感知中获取情报和信息;保护:人、信息、资产和财产的交互协同。

(二)程序

穆拉比特在最严峻、最苛刻和最具威胁环境提供安保服务,以备各项意外挑战。为此,公司开发了一套简明而一体化操作程序(标准操作程序SOP),每年将根据PSC-1、ISO 18788和ISO 9001进行审计,可持续调整和提升程序以继续反映业务操作实际需求。操作人员需根据程序要求经过实践演练和培训。

(三)资产

穆拉比特在伊拉克拥有一支400多辆B6装甲车车队。车队管理系统确保所有运营车辆装备齐全,适合公路行驶。位于巴格达的先进车间设施可以对车辆进行日常维护、大修和装配更换。其工程师也可以在需要时转移到部署地点在现场提供支持。作为伊拉克最大的安保车队,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支持大规模行动。

穆拉比特在巴格达拥有全方位的武器和作战装备。小组对所有部署地点进行监督,使有效维护和管理设备为关键优先事项,开展全天候监测。

(四)商务物业

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河畔商业公园”(Riverside)是穆拉比特旗下最先进的、专门建造的安全住宅和商业地产,在巴格达市中心提供安全住宿。这座堡垒建筑群经精心设计建造,可为个人、政府部门、商业公司提供安全舒适的住宿和商务设施,具备提供任何国际城市所期望的所有服务。包括商务和会议设施、IT设备、高速Wi-Fi连接、管理人员和翻译、卫星电视与互联网、24小时现场安保等。


案例研究与成功经验

      穆拉比特通过提供一支在文化上对伊拉克方式敏感的国际经验丰富的团队,吸引了众多行业的客户,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及其服务供应商、大使馆、贵宾、非政府组织、物流、金融、房地产、工程、建筑、投资者等。穆拉比特凭借其灵活性、响应能力和国际专业安全标准,获得了强大的客户组合。

案例1:为阿斯彭医疗提供战后地区安保服务

阿斯彭医疗(AspenMedical)在需要地区提供区别于传统模式的项目管理、医疗服务和临床医生,地域范围从西非到伊拉克,尤其在土著社区为抗击埃博拉病毒等疫情提供妇产服务、牙科服务、边远地区医疗保健、创伤救助等。自2003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偏远、充满挑战或资源不足的环境中提供医疗解决方案。世卫组织和伊拉克卫生部于2017年请求阿斯彭医疗公司向医疗部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目前在伊拉克北部省份,有多达50人在阿斯彭工作。阿斯彭医疗以“能做”的态度确保他们为客户提供有效、及时的解决方案,因此需要一家具有灵活性的安保公司来提供安全支持。因此,利用一家拥有良好声誉和敏捷方法的专业公司来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了解并在伊拉克安全行业工作多年的关键人士的意见,在开展尽职调查、掌握充分信息,后,穆拉比特被选中为阿斯彭在伊拉克提供安全保障。穆拉比特目前在巴格达、安巴尔省和尼尼微省为阿斯彭医疗提供移动和静态安保服务。

案例2:为“最后一英里”提供安保服务

最后一英里(Final Mile)是一家美国供应链物流公司,专注于严峻环境下的行业细分市场,是Mercury Air集团的一部分。在伊拉克,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为所有美国军事设施向美国商店供应零售产品的后勤工作。2011年和2013年,最后一英里与穆拉比特签订合同,为其高价值的移动货物提供车队安全护送队,并为其优先货物安排通关。穆拉比特在巴格达国际机场为杂志和香烟等时间敏感产品提供通关服务。对于易腐消耗品,公司提供铰接式冷藏卡车,货物从伊拉克/约旦寄宿船上收集。穆拉比特安保小组确保从边境或港口运送货物,安排通关,并将车队安全地从库尔德斯坦北部运送到巴士拉附近的南部地区。穆拉比特得到母公司哈洛国际旗下另一家国际安全和风险管理姊妹公司Al-Thaware(ATS-109)提供协作支持。ATS-109为在伊拉克生活、旅行和工作的人提供专属的个人和技术安全支持,为商业公司及其员工识别、评估和降低伊拉克的运营风险。业务范围覆盖外交、开发、国防、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基础设施客户。

 

       资料来源:微信公众号海外安全与安保论坛。

       2020年5月3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艾莱提。

       2020年5月3日。


发布于: May 8,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李元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和反恐合作

李元庆,CGE高级研究员,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副会长

阿拉伯国家概况


阿拉伯世界西起大西洋、东至阿拉伯海,北起地中海、南至非洲中部。总面积约1426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总面积的近10%,其非洲部分占72%、亚洲部分占28%,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宽广的海岸线,如大西洋、地中海、阿拉伯湾、阿拉伯海、亚丁湾、红海和印度洋;阿拉伯国家总人口约3.39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5%。阿拉伯国家共有22个,其中亚洲12个:海湾六国(海湾合作组织成员国GCC):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巴林、阿曼;加上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六国;非洲10个:埃及、苏丹、索马里、吉布提、科摩罗;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在阿拉伯国家生活主要为阿拉伯民族,另有库尔德、柏柏尔、努比亚等民族;通用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国家的国教。


中阿友谊源远流长

根据历史记载,两千多年前从中国的汉代(公元前206—220年)开始的丝绸之路,就成为连通中、阿两大文明的桥梁和纽带。

到中国的唐、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已趋密切。据史籍记载,自唐永徽二年(651年)至贞元十四年(798年)的百余年间,大食(阿拉伯)向唐遣使多达39次。唐中后期,大批阿拉伯人来华定居,学习中国文化,不断融入中国社会。当时来华的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有那时来华阿拉伯人的活动情况。唐人杜环曾留居大食多年,撰有《经行记》,详述了他所见所闻的阿拉伯民情风俗与宗教文化,介绍阿拉伯地区的情况。

丝绸之路在元代持续繁荣。中国四大发明及制瓷、纺织等技术陆续西传阿拉伯,再通过阿拉伯地区远传欧洲;阿拉伯科技文化与人文学科也大量传入中国,涉及天文、历算、医药、数学、建筑、军事、宗教、哲学等许多领域;当时引进的阿拉伯天文仪器多达7种;航海家汪大渊远涉重洋,穿行阿拉伯海和红海,至今日索马里、摩洛哥等地,并撰《岛夷志略》一书,记述了当时阿拉伯地区的情形。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到访过中国,其《伊本·白图泰游记》对中国社会民情风物有详细记述。

明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更为世人皆知,当时遍访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包括今阿曼、沙特、也门、索马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促进了中阿间的商业交往与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不少中国学者继续沿着丝绸之路赴阿拉伯世界考察访学,向当地民众、学界、教界介绍中国文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老师一代的多批学子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在攻读阿语、伊斯兰教等课程的同时,一面向国内刊物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教的文化知识,一面在校内开设中国文化讲席,为中阿文明的互学互鉴实践开了先河。

“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至今仍在中东地区广为流传的阿拉伯古训,表达了阿拉伯人民对中华文明和中国智慧的倾慕与向往,激励着古今无数阿拉伯人来到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阿友好交往与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纪元。中、阿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无论在广度或项目的种类和数量上都有明显的发展和提升,有力地促进了双方的传统友好情谊和政治互信。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年代开始,到上个世纪1990年,22个阿拉伯国家全部与我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从根本上保证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在新时期的新发展

在进入新时代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近十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双边关系在过去良好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富有成果的发展。概括起来双边关系具有几大基石:

(一)共同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双方虽然资源禀赋各异,发展水平不一,但都处于各自发展的重要阶段,都肩负着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共同使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上呼应配合,维护各自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促进稳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是双方奋斗的目标和期望完成的历史使命。

(二)共同立场。阿拉伯国家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伙伴。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把促进阿拉伯国家和平稳定发展同实现中国更好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开创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三)务实的政策。中国坚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我们一贯倡导在中东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中国的对外政策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普遍赞扬,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也一直是良好的口碑。

(四)认识一致的反恐行动。双方均表示坚决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反对在反恐的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是恐怖活动的受害方,同时也是反对和消灭恐怖势力的中坚力量。


机遇和挑战共存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各个领域里的交流,虽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也面临诸多挑战,但是机遇始终并存。国际上各种极端势力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断层线,国际话语霸权还在鼓噪“中国威胁论”、“伊斯兰威胁论”、“伊斯兰恐惧症”等,从外部干扰和妨碍中、阿间的交流合作。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中、阿双方坚持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面向未来,精诚合作,中阿交流合作的前景一定会无比广阔。

阿拉伯国家“向东看”的政策导向,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合作。

2004年1月宣告成立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至今已走过14年,当初提出的“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的共识,已经成为双方一致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中阿合作论坛成立迄今,已发展成为涉及众多领域并建有十多项机制的中阿高端合作平台,为促进中阿战略合作、推动中东地区治理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论坛已成为新时代中阿务实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有力支点。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为丝绸之路相知相交,中阿双方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反恐合作

(一)良好的政治基础保证了良好的反恐合作的格局

如上所述,中阿交往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双方在古丝绸之路上“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并肩奋斗、患难与共;在各自国家建设事业中相互支持、互利合作,谱写了合作共赢的灿烂篇章。历史和实践证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面临怎样的艰难险阻,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始终是互惠互利的好伙伴、同甘共苦的好兄弟。

同样在国际反恐问题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有着天然的共识和明确的认知;2017年4月在中国银川召开的“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上,强化了中阿命运共同体意识:双方同为发展中国家,历史遭遇相似,共识广泛,利益相连,双方应该加强交流互鉴,有利于更好地发展壮大,也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均衡、多元和健康;加强了对政党引领作用的认识。政党肩负着推动政治生态建设、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表达民众意愿诉求的使命和职责,愿更好地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给双方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就加强反恐国际合作形成了共识,坚决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反对在反恐中采取“双重标准”。

(二)历史和现实缘由导致地区形势不稳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人口之和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双方国土面积之和占世界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八分之一。

由于阿拉伯国家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和自身拥有的丰厚的自然资源,长期以来必然成为世界上各大势力争夺的焦点。大国长期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扶植代理人,拉一个打一个。加之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导致许多阿拉伯国家局势长期动荡不安,无暇顾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内部不合及外部干涉,成为这一地区局势不稳的主要原因,也同样成为了恐怖势力活动的温床。中东地区普遍发展滞后,治理不善,有些国家深陷战乱,动荡不宁。

中国在中东“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庄严宣誓,说明中国在阿拉伯国家没有地缘政治图谋,而是通过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与阿拉伯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因此阿拉伯国家需要团结一致、逐步摆脱外来干涉、开展务实的国际合作,尤其是需要与中国这样的老朋友、可靠的合作伙伴实行真诚合作,致力于彻底铲除滋生恐怖势力的土壤。

(三)反恐行动要抓根本

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导致恐怖活动的频繁发生,有其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但是其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发展是广大阿拉伯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推进中东治理的有效途径。跨入新时代的中国,致力于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新时期的合作,将主要聚焦改革与发展问题,即从根本上治理产生社会不稳定的缘由。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新时代的中阿合作,正在为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着伟大实践,致力于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与“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付诸实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回答“中东之问”,携手破解发展难题,推进地区治理,为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向国际社会展现不同文明“交而通”“交而和”的伟大智慧。

中国在四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破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难题,对于阿拉伯国家今后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引领作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让双方优质资源实现更好的配置和融合,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巨大推动力,使中阿战略合作包括反恐方面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向往和平稳定,谋求繁荣发展,是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诉求。只有实现经济腾飞,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阿拉伯国家才能逐步走出困境。

(四)分步骤推进双边的务实合作

 恐怖势力不是短时期产生和出现的,因此彻底铲除恐怖势力、消除恐怖活动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首先需要倡导和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实现该地区的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再则需要支持地区各个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使得恐怖势力失去活动空间,迫使恐怖分子无处可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另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需要“互信、共享、同治”;在政治上和执法部门上互信、互相支持、互为补充;在技术上互相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借鉴;在行动中相互配合、协调。

(五)设备、器材和技术上的合作必不可少

 除政策、措施方面的协调一致外,人力、技术、器械方面的合作也必不可少。中国具有这方面的领先优势,阿拉伯国家有这方面的巨大需求。“中国制造”在阿拉伯国家很受欢迎,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将是“势不可挡”!

合作往往是双方的、相互的。阿拉伯国家经历长期的动乱,遭受了不可想象的灾难和痛苦,但同时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反恐、防恐的实践经验。在这点上双方可以取长补短,并肩作战,加强双方警方、军方人员的互访,扩大交流,深化装备、器械方面的合作和各类专业技术的交流,举办专业培训、开展联合训练等。


提请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在应对传统领域恐怖活动的同时,不应该放松对非传统领域的安全保障,应同时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

(二)避免“情绪化”:不要以国别、民族、宗教甚至姓名作为初期衡量标准,从而导致不必要的麻烦,使真正的恐怖分子钻空子。

(三)少说多做,宣传上不宜“人云亦云”,突出自身的优势;逐渐转变到多做多说,加强宣传攻势,在国际场合争取话语权。

(四)加强人文交流、民间往来:我方可适当邀请阿拉伯朋友参加一些有代表性的活动,同时也争取出席一些对方类似的活动,增进了解、加强合作。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在经贸合作领域里“互补性”很强,双方合作领域的潜力巨大;在民心上易于沟通,自古以来就是好朋友、好伙伴。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独特的优势,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上走出一条具有中、阿特色的成功的道路。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达到共同努力的目标,一定能够取得反恐斗争的最终胜利!


李元庆简介

     李元庆,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副会长,2003年至2007年任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商务参赞。一直从事国家大型重要活动的阿拉伯语翻译工作,先后在叙利亚、埃及、科威特、伊拉克、阿联酋、摩洛哥、沙特等国工作。

     2010年开始担任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国际问题专家”,2011年至2018年连续担任“两会”直播同传翻译。撰写和翻译出版多项学术著作。


         本文摘自《2018亚太公共安全论坛论文集》。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4月26日。


发布于: April 27,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吴楚克、马欣:解构边疆观与重构边疆学

吴楚克,CGE高级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马欣,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下的中国边疆学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从1983年建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到2000年,中国边疆理论研究经历了一个启发和展开的阶段。21世纪伊始,围绕构筑中国边疆学的研究逐渐进入一个热潮,理论成果丰富,加上机构建设推波助澜,形成一个新学科似乎已势在必行。然而,沿着传统的边疆观展开的理论建设,始终在历史的围堰里打转,难以在边疆研究的基本理论方面创新。经过了理论艰难曲折的发展,发现问题在于,现时代边疆的基本特征已经不同于传统边疆,边疆的功能也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无论如何传统边疆观面临重大解构,只有通过解构传统边疆观,才能真正实现重构边疆学,这就是两者的关系。


目前边疆理论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由“中国边疆史地”到“中国边疆学”的建构路线是否正确?

马大正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一书提出:“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就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马大正是中国边疆学的首倡者,他也竭尽全力呼吁构筑中国边疆学,通过《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构筑中国边疆学》《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略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等文章,苦心孤诣地指出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意义、任务、目的,并描绘了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框架和学术史。

中国边疆研究由单一学科层面向多学科层面发展,既符合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凸显出该学科的独特性。当仅仅依托单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已不足以全面诠释中国边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时,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转型就成为必然。

马先生指出中国边疆学经过“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最近三十年实践才有发展。”千年积累喻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边疆纪实及研究的历史遗产既是前人对边疆实况的记录,也往往反映了著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年探索,实际上是涵盖了19世纪至20世纪两个百年的时段。

第一,千年积累的中国边疆历史和百年探索的中国边疆治理依然汇集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历史学、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没有被新的一级学科取代,中国古代疆域史和中国历代疆域治理依然属于历史学科。而且,“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的提法如果与“中国历代内地治理”的提法并列,我们会发现一个角度问题,与当今国家民族政策倡导的基本观点存在矛盾。

第二,近30年的跨界学科交叉发展,集中在边疆政治、边疆民族、边疆文化和边疆安全方面,依托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而衍生出来的这些理论,基本是现时代实践要求的回应,并没有基于一个新的共同的规范的学科共识。也就是说,这些跨学科交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研究领域,交叉的成果主要是政治性的、政策性的,缺乏共同的学理基础。

第三,学科的扩展,并不意味着新学科的诞生。如经济学,可以有民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村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延伸为价格理论、数码经济、市场学、营销学、媒体经济学等,虽然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很多领域,却依然归属于经济学范畴。因此,边疆历史和地理研究成果的极大丰富,并不能表明可以从历史地理研究中诞生一个新学科。

第四,一个概念产生的时间是否久远,与是否产生一个与之相关的学科并没有直接关系,同样,一个学科的形成发展与官员倡导和政府认定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些人焦虑“中国边疆学”始终没有出现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以为造出更大的声势,就会引起“目录”关注。迄今为止,人类知识体系构成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类及目录,哪些是被官方宣布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类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一切学科产生和消亡的“自然生成史”,即使在某个短暂的历史阶段或许会出现少数人为的“学科、学术”,但只有沿着人类社会分工进程、始终追随科学探索规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才能存在下去。

(二)以历史为基础构筑中国边疆学,无法正确处理“王朝边疆学”和“民族国家边疆学”的问题

这是一个创建中国边疆学理论回避不了的:“假若不做学理层面的切割、澄清和分辨,就会古今混淆、中外不分,错乱丛生甚至谬误百出。假如我们讨论的这个“边疆”不做刻意的时空规范,就会落在当今国家政治体制观念的解释框架之内。”

毫无疑问,中国王朝时代的边疆本质上不是国家构成之根本,依然属于王权财富范围,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

第一,以历史为基础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思路必然面临这个问题,这也是当前大多数中国边疆学研究家们占据的主要阵地,然而,也是他们无法突破的高地。无疑,中国边疆历史研究的大量成果为中国边疆理论研究构筑了牢固基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充实了历史学科并当之无愧地创新发展了历史研究领域。这个研究思路依然可以延续到近现代中国边疆史,混乱就出现在这个历史时段,“观念的历史要逃出历史的观念”,“王朝时代”的结束也终结了历史边疆,共和国开启了新的边疆历史,如果中国边疆学仍然围绕着边疆历史转,就只能挖掘历史上的边疆概念演绎。

第二,认为“中国边疆发展的大势”:一是原为边疆地区后变为内地的一部分;二是曾为域外或边疆地区现仍为中国边疆的组成部分;三是曾为中国边疆地区而后成为我国域外之地。这三个边疆发展的大势,实质依然是历史问题,变化的根本局限在于利用新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加入民族史和周边国家关系史,历史部分只是避免陷入“当今国家政治体制观念的解释框架之内”。然而这样的理论研究,仍然不是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思路,还属于中国边疆史的范畴。

传统的边疆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疆域的演变、边疆政策、治边思想和机构设置等基本问题,并涉及边疆社会生活、边疆开发、边疆战乱等问题,但随着边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时代边疆史研究客观要求的出现,仅仅局限在这一固定的研究范式中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在这样的边疆史研究观点推动下,扩展和融通成为近30年中国边疆历史研究大发展主流,而不是建构中国边疆学的通道。

第三,基于所谓“历史上”边疆概念的涵义来解释中国边疆学中的“边疆”,仍然是历史材料的罗列加想象描述。因此,这样依然不能在中国边疆学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反而增加了“边疆”的复杂性,好像人们对边疆的客观性、现实性无法认识,只能用特征来加以描述。无论特征有多少,边疆的本质规定是存在的,比如李鸿宾教授指出:“边疆首先是疆域的构成部分,疆域是人群活动依托的空间场所。……当国家这类政治体将它的统治权置于这一特定的空间场域之时,这个空间就变成了所谓的疆域。如此看来,边疆是国家拓展的结果,它表明的是国家政治体权益在空间布局上的维系。”这才更接近中国边疆学的边疆定义。

第四,中国边疆历史与中国史相伴,不能割裂,试图通过突出中国边疆史的特殊性来分割中国历史的完整性,或者试图与中国历史并行相对,都是对中国历史及疆域完整性的破坏,这也不是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可以说,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常态,也是馈赠给近当代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内化为凝聚与稳定中国疆域基本形态的强大力量,一直延续至今。就历史传统与当今现实而言,中国从来就不是某个或某些民族的中国的边疆与内地一样,都是中国各民族共有的家园。正因为如此,即使有近代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和蚕食,以及所谓的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和国家学说的影响甚至冲击,中国疆域的基本形态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解构中国边疆观需要的基本知性知识

(一)需要纠正的几个基本思维路径

存在都是有自己的规定性,即一事物存在的内在本质,相对客观存在比较好确证其规定性,比如可以通过人们的感觉器官和知性判断来证明其存在,而有些社会存在,需要透过现象才能提示其本质,边疆就属于这类社会存在范围。

第一是相对于人这个主体存在,边疆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边疆范畴中的地域性,是边疆的本质规定。不管边疆在时空范围内推进还是缩减,扩大还是减少,特指一定的地域范围是不变的,变的是空间和时间,不变的是特定地域范围。

第二是人们把这样特定地域范围的认识抽象化为“边疆”概念,逐步形成这一概念抽象的本质规定性,至于历史上如何演变,一是属于边疆历史研究范畴,一是属于历史语言学研究范畴。那些通过“搜索文献”来研究边疆概念则属于资料归纳。事物存在的客观性拥有否定所有强加在该事物存在本质规定之外的天然能力,这是一个仅凭权威和简单多数根本无法战胜的自然本性,更不是靠声音大小和文章多少就能确证胜负的规律。如果我们的研究是对纯粹科学理论的追求,那么,摈弃学术上的“占位”“结盟”,放弃词语上的“创新”“构造”,努力前行,留下让后人值得评说借鉴的思维成果,才能真正为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第三是国家的产生和存在不是抽象的,用国家观念取代国家实在是人们常常犯的错误。因为,人们只能就自己生命存在的时段去判断国家的存在,无法把人类存在并发展到国家形态的历史视为客观。然而,就国家存在的历史而言,国家是典型的社会客观存在,就像人们学会穿衣服一样,衣服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的一部分,通过构成衣服物质到样式的研究,可以揭示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史。国家就是人群进化的客观历史存在,今天的国家形态丰富性和完整性与历史以往任何国家形态不可同日而语,但本质没有变化。正如衣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是与以往无法同日而语,但衣服的本质没有变化。如果确立了这样的国家观,边疆观就要服从国家观。

第四是边疆的政治涵义是国家形态赋予的,如果国家形态发展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客观事实,那么,边疆的政治涵义当然属于那个国家时空发展的一个客观事实。因此,历史上不同时段的边疆本质规定中拥有的政治涵义是社会客观存在,应当属于政治学和管理学研究范畴,而不是历史学研究范畴。比如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史,是古代历史上封建王朝对远离中央地域的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治理史,和边疆学理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完全属于中国古代史的应有之义。试想,如果说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史不属于中国古代史,那么,中国历史必然是不完整的。因此,在历史、民族研究中涉及边疆地区,使用历史的、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管理的等等研究方法,并不能改变研究对象的本质存在,而边疆本质中的政治学意义和地理学意义,是构成中国边疆学的应有内容。具体每一个王朝的边疆是被视为王权财富,边疆的盈缩是从财富和安全的角度把控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部分边疆可以买卖,甚至被放弃以换取王朝的安危。

(二)边疆的本质规定

第一,边疆的本质规定是指人们活动的特定区域,这个区域被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机构认定为远离中心区域,并行使有效的管理。边疆作为人类社会的对象性存在是客观的,客观边疆的基本特征是变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边疆始终在变动当中,不变的是边疆的本质涵义。客观边疆的根本特征是政治利益最大化,无论是希望拓展还是保持稳定,边疆都是国家政治利益的敏感部分。

第二,不能用“形态想象”代替边疆本质,因为边疆的客观对象性特征,使人们很容易用对象性存在来想象边疆。比如把边疆定义为“国家疆土远离统治中心的边缘部分”,可是,“尽管边疆具有边缘性,但中国的边疆并不必然是边远地区。……同时,边缘与中心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绝不是简单的‘手脚’与‘心脏’的关系,更不是简单的‘边缘’与‘根本’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中,‘边缘’并不意味着无足轻重,可以随意舍弃。而传统的‘守在四夷’也是偏颇的,此‘守’仅仅是外在形式,真正的‘守’在中央而不在边疆。”而且,边疆是国家的边缘地带,这个观点的前提是需要对具体国家分别研究确定,那种把所有国家的边缘部分都想象为“边疆”,忽视了国家形态的复杂性和边界的多样性、变更性,如果以此来扩大边疆范围,增加边疆学研究的应用广度,其实是舍本逐末,搞乱了边疆学理论的研究对象。

第三,也不能用边疆的特征来代替边疆的本质。就像蛋糕的本质是构成蛋糕的面粉鸡蛋等物质实体,吃了不饿是食物包括蛋糕的根本目的,至于是“蒸”的还是“烤”的,是其特点不是本质。边疆历史、边疆地理、边疆政治、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旅游,甚至边疆多形态性等等,都是一般边疆涵义下的独立门类,就像面粉是所有以面粉为原料构成的食物的一样,边疆的一般性涵义存在于以上各个学科、部门和门类,这些有边疆因素的学科、部门和门类的存在并不要求边疆学都要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显然,这也是边疆学根本做不到的。同时,我们发现“边疆”恰恰是一个抽象的一般性范畴,也就是说,一般性和普遍性,是边疆概念达到范畴意义的基本特征,有了这个特征,中国边疆学应该是可以存在并逐步建构起来的。

第四,走出历史的边疆,跨越民族的边疆,解构中国边疆观就需要提炼边疆的一般性。或者说,我们需要对边疆本身进行纯粹理论研究,而不再是策论式或应用性研究。因为,只有把中国边疆学本身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才会就“边疆”的“元”问题有所深入和创新。目前,真正就边疆“元”问题进行研究的不多,因而,理论研究的价值和空间都很大。问题在于,研究者需要在“边疆观”方面进行“二次重构”:一次是重新批判式解构中国边疆历史和边疆观,从中提炼和再造一般边疆范畴的涵义;一次是以政治学为基础,重新整理和创新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理论研究成果,重构中国特色的边疆学。

第五,解构边疆观面临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正如马大正先生指出:

中国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只有综合考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事实上,人们在研究边疆问题时都有自己的着眼点,这其中既有综合性考虑问题的,也有就某个局部问题进行研究的。因此,从不同角度研究中国边疆问题是这门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而由此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怪现象,在于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对诸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状缺乏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把握,采取削足适履的做法进行研究,其结论不科学是肯定难免的。还存在个别学者无原则吹捧西方理论,又无原则贬低中国的研究的情景,还有自身对边疆情况缺乏扎实的实地调研和深入的分析,纸上谈兵,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也直接影响到其成果的科学性和学术上的创新。”

重构边疆学的目的、路径和困难

(一)重构中国边疆学的主要目的

第一,应该给予边疆概念的基本定义,如果顾忌历史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非边疆国家的存在,那么,边疆就没有本质含义,就不是一个真实的范畴。按照语言逻辑的判断,抽象概念是对事物、情感、思想的类指,比如物质和精神、激动和冷峻、团结和统治,而对一类事物的抽象概括,比如水果、民族、国家,都是在概括具体事物特征基础上形成的,水果概念的存在必须依赖具体水果的存在,即如民族概念的存在必须依赖各个民族的存在。那么,任何一个概括性抽象概念的出现,都与人类认识该类事物的历史过程和未来方向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是无限的,因而,真理是相对的。而认识过程的阶段性本身不能完全代表这个概念的全部。正如边疆概念,它的历史、它的政治、它的文化并没有限制边疆概念的本质内涵:国家的边缘。这个“缘”可大可小,这个“国”可早可晚,但前提是必须针对某个具体国家形态,当下的“边疆”就是当下的国家“边缘”。

第二,边疆的本质规定是指人们活动的特定区域,这个区域被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机构认定为远离中心区域,并行使有效的管理。边疆作为人类社会的对象性存在是客观的,客观边疆的基本特征是变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边疆始终在变动当中,不变的是边疆的本质涵义。客观边疆的根本特征是政治利益最大化,无论是希望拓展还是保持稳定,边疆都是国家政治利益的敏感部分。这个定义包涵:一是特定区域,地理性质的;二是政治利益,国家性质的;三是动态稳定,边缘性质的。这些本质规定把中国边疆学中的历史的、民族的因素放到次要位置。

第三,“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换句话说,概念的应用范围不能代替表达的观念,正如“边疆”概念的应用并不能完全表达边疆的范畴意义,对应边疆范畴下的分门别类。比如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政治、边疆地理、边疆历史、边疆区域、边疆军事、边疆防御,甚至边疆旅游、边疆风情、边疆小吃等等,边疆宽泛的涵盖使边疆这个概念表达出来的意义超出了“边疆”本义,边疆范畴“区域的政治的”本质发生外溢,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对“边疆学”进行重构,以准确理解中国边疆学应该有的范畴意义。

第四,范畴是指一类事物的基本性质、一般规律的概念,范畴是指明类别的,涵义是立体的。比如物理学是指一个学科,“物理”就是一个范畴,“边疆学”成为一个学科,“边疆”范畴意义是指边疆的基本性质和一般规律,边疆概念的边缘与中心界线是立体的,可以涵盖很多与边疆范畴发生本质联系的事物,因此,边疆应有的范畴意义完全支撑边疆学的内涵建构。

(二)重构中国边疆学的路径

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边疆学就是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以政治地理学为基础,构筑中国的地缘政治学,也就是中国边疆学。这需要“双重重构”:一是重构西方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成果,消化中国边疆历史的地缘政治经典材料。二是批判西方地缘政治理论,重构中国地缘政治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即中国边疆学。如果世界上拥有典型边疆的国家和拥有典型边疆历史的国家屈指可数,那么,中国就是典型中的典型。因此,构筑中国边疆学,就是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

第二,中国边疆学的理论规范应该遵循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政府政治制度,中国边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存在客观的运行轨迹,各时代政治制度都力图把控边疆的发展趋势。然而,无论中国边疆历史多长,中国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治理多成功,我们都无法回到过去;同样,无论近代中国边疆如何失地丧权,无论当代中国边境保卫战如何成功,我们都无法把边疆从政府政治下脱离开来。总之,边疆的本质规定就属于国家政治利益的集中体现,依靠政治学的最新成果,不断创新中国边疆政治学,为中国边疆学的政治利益观开拓进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边疆学理论建设做出努力!

第三,边疆安全与稳定似乎是边疆理论研究的应用核心,这也从相反的方面证明边疆的变动是常态。从国家生成史的角度看,边疆变动的确是常态,只不过历代王朝都把“传教化,守四方”作为边疆治理的宗旨,目的是保障封建姓氏王朝千秋万代。因此,王朝时代边疆的核心在“人”不在“地”,土地是搬不走的,创造地上财富的是人,所以统治的对象是人。然而,正如一个蒙古族民间谚语讲道“世上没有百代的王朝”,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轮番更迭的朝代必然引起边疆变动。及至王朝时代结束,边疆成为国家政治利益的核心部分,成为主权的直接体现,就像过去地球表面的国家分割是平面的,现代国家在地球表面的分割是立体的,态势上全面的整体的国家存在让国家“立体边缘”意义重大且复杂多样。于是,出现地缘政治学也就实属正常,应运而生的中国边疆学也应该是顺应自然,重构中国边疆学就是打开学科理论产生的自然通道。

(三)面临的主要困难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习主席的讲话切中要害。

第一,中国边疆学远看清晰,近观模糊,原因是有名称无“线路”。边疆就是一个社会,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方面边疆都有,而且边疆历史独特,所涉内容庞杂,仅有一个“中国边疆学”的名称,却没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众学者风起云涌,各显神通,成果丰硕,但在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创新和系统化方面成果不多,特别是支撑学科体系的概论、原理、论纲类成果鲜有。所以,中国边疆学的建构需要在方法上创新,在路径上突破,然而,方法上创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现成方法”,路径上突破的最大问题是分歧太大。

第二,研究环境和政治限制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困难。马大正先生讲:要理顺研究与决策的关系。……在研究与决策中,决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时,决策者需要有更多的政治家气度与远识,应该为研究者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条件和保证。……正因为是科学事业,边疆史地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匡正旧说、提出新见的事,论断分歧、发生争议的事,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都是学术发展的契机。也正因为如此,边疆史地的研究的成果所表述的只是学者们的学术见解,而不是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意愿,更不是代表政府在边疆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见解和态度,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与坚持追求真理的严谨的科学精神,是构筑中国边疆学亟待解决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最深刻的思想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再版的序言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时指出:“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过了16年恩格斯写的再版序言中,仍然引用这段话。从1848年到1888年,40年里他们反复推敲自己指导世界工人阶级革命的作品。中国边疆学的发展与创新太需要像这样重新审视自己的方法论与研究成果,没有这种精神是难以前进的。

总之,以政治学范畴,从建构中国地缘政治学的思路去重构中国边疆学是可能的,当然,中国王朝时代边疆历史是研究中国国家地缘变迁的基础,这是一个研究切入点的问题。关键问题依然在于观念的创新发展,就是如何深刻总结传统边疆观的经验,“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注释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阶段性成果。


原文发表在《思想战线》杂志2019年第2期。

2020年3月27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4月3日。


发布于: April 27,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吴楚克、徐珊珊:现时代理性认识的特点与中国边疆学建构

吴楚克,CGE高级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徐珊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于学科建设,通常人们认为就是丰富一个传统学科、创造一个新兴学科、完善一个复合交叉学科,但对什么是学科和学科的诞生缺少哲学意义上的认知,这妨碍了人们在创建新兴学科和丰富传统学科时的思路和准备,也妨碍了人们在现时代人类认知改变的情况下对学科建构特征的认识,因而,出现一些背离认识规律和思维规律的学科建构理论。树立正确的认识和思维方法,是任何时代无论何种国家、哪类政府、什么大学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也是任何学科建立的前提。在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学科和学科建设有更加科学的认识,才能对症下药。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学科与学术的区别,学科是学术研究类型与范畴的划分,是一个成熟学术思潮的归纳汇总与命名,本质上是人类科学探索与理性思维对象的分类。学术是学科范围内的科学探索与理性思维活动,学术思潮和学术研究突破学科范围创立新兴学科,就需要学科带头人群体。与学术带头人不同,学科创新更需要复合和交叉知识构成。构筑中国边疆学学科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边疆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前景?学科的学术源流是基于边疆历史还是基于边疆现实?中国边疆学自己的范畴体系应该如何提出?复合交叉学科的含义是否把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概念移植过来?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需要从根本上把握现代理性认识的特点,才能准确认识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核心问题。



当前中国边疆学理论构建形势与问题

1987年,马大正先生提出:“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就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如今,国内边疆学界正开启新一轮的边疆学构筑热潮,一些大学和研究部门也纷纷成立专门的机构或者教学单位以推波助澜。提出构筑中国边疆学,说明学术界就边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并不是所有的学科历史越久越好,有些渊源仅仅是思想的间接关系,不能把中国边疆学与中国边疆史的关系混淆,就像不可能把民族学与民族史混淆一样。中国边疆学研究是基于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要求提出来的,因此,观照其学术史就是遵循中国边疆学学术史中直接探讨中国边疆学理论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以观察其阶段性特征。

马大正先生所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是目前对中国边疆学学术脉络梳理最为详尽的研究成果,全书67万字,描绘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过渡到中国边疆学的发展轨迹,为构筑中国边疆学创造了学科史基础。正所谓“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最近三十年实践才有发展”。近百余年以来,共出现了三次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潮:一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二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突破了边疆史地限制,提出中国边疆学。长期以来,马大正先生苦心孤诣地指出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意义、任务、目的,并描绘了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框架和学术史。

第一,开始从边疆历史研究中探讨建设中国边疆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边疆历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和开拓深化,以中国边疆学为研究主题或以边疆学理论建设为目的的学术成果相继问世。1999年马大正在《光明日报》发表《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完善了他在1987年就提出的关于建设中国边疆学的思想。学界开始注意到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不能仅置于历史学范畴,如果要突出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就需要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从这方面考虑问题的有:邢玉林研究员发表的专论构筑中国边疆学的论文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方铁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中国边疆学源起于近代边疆舆地学、边政学及边疆史地研究,这些均属于历史学,因此发文指出,建设中国边疆学亟待厘清学科内涵、研究方法、古代治边理论实践、疆域的形成与巩固、现代边区的稳定与发展等。邢广程研究员提出了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的思考。李国强研究员提出:“有相关学科门类理论和方法的成熟性以及中国边疆学术领域跨学科研究的大量实践提供保障,可以说‘中国边疆学’已经呼之欲出。”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国边疆学兼具基础和应用两种性质,是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中国边疆的一门综合、交叉学科。从2008年第5期开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推出“中国边疆学研究”专栏,云南大学周平教授在此先后发表的《中国边疆观的挑战与创新》《中国的崛起与边疆架构创新》是研究中国边疆学很有代表性的两篇论文。

第二,开始从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中走出来,探讨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两篇典型文章为例:一是马大正先生的论文《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文章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是一门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这个定义对初创时期的中国边疆学具有引领作用,把“形成和发展规律”作为学科研究的重点,指出了中国边疆学的社会科学性质。但对中国边疆学的功能确认,文章又认为“文化积累功能和资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具体说,又可分解为描述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教育功能。”这个阐述是针对人文学科的,如果把中国边疆学定义为“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研究,那么,有些功能就不属于中国边疆学。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内容分类,文章认为暂且分为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前者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军事、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地缘政治、边界变迁、边疆考古、边疆重大事件与人物等诸多研究方面”。问题在于,“中国边疆”加“学”和“中国边疆学”是有区别的,中国边疆学是一个拥有内在逻辑的学科体系,这些内容会以材料的方式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服务,而不能单独构成学科内容。如果是中国边疆+名词,就依然是概念问题,而不是范畴问题。二是周伟洲先生的论文《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认为“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中国边疆的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它既是基础学科,也是实用的学科。”显然,这个定义与马大正先生的不同,这是从人文学科角度进行的宽泛定义,如果从社会科学角度定义,那么把研究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边疆学的主要方面就超越中国边疆学存在的意义。如果从范畴角度看,边疆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对象,正是边疆的客观存在为中国边疆学的建构提供了对象性关系,当我们把边疆作为一个概念与边疆存在的各类客观事实相联系时,就得出以上结论,这与马大正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该文难能可贵的是指出“边疆学”概念最早出现在1933年《殖边月刊》上,但没有如“边政学”流行起来,半个世纪后,中国边疆学开始萌动发展起来。

以上仅是挂一漏万的描述,事实上,学界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观点在不断深化和完善。中国边疆学理论需要进一步探讨、突破和发展。首先,需要一个全新的思路,突破边疆历史的局限,面对客观的边疆存在,尽管不同历史空间范

围内边疆的形态是不一样的,但边疆的客观存在证明有一个实体边疆。其次,需要把边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探讨,不能把边疆分割为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分别研究。其三,需要构筑一个全新的研究体系,把研究思路上升为“原理”高度,创造新的中国边疆学的范畴、概念和研究体系。所以,从哲学理性的角度重新研究中国边疆学科构建的可能性是必要的和紧迫的。其四,作为一门发展中的新兴交叉学科,仅仅围绕边疆历史而展开理论研究的传统格局已被打破,呈现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研究者分别利用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

当代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期,正在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近代以来的丧权辱国带给国人的自卑感正在逐渐消退,中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关系进入一个全新时代,边疆被边缘化的时代已经远去,边疆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社会、语言等诸多关系的聚焦区域,如何提炼更有价值的历史认知,综合的全方位的研究解决“边疆问题”成为极为紧迫的国家治理课题,可以说是时代需要中国边疆学。而中国边疆学的确立就需要一个原理的规范要求,这是中国边疆学能够进行宏观分析与理论概括的学理支持和前提条件,也是中国边疆理论发展和现实需求的反映。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存在一个由零散到整合、由附属到主导、由边缘到中心的过程,中国边疆学到了一个需要对其理论和实践进行学科本体研究的阶段,也是其理论日趋成熟,实践意义日趋重大,完成其理论内容深化的关键期。因此,以中国边疆学为方向开展研究的社会意义重大。一方面指导边疆实践,如打击“三股势力”,维护边疆稳定;另一方面提高全民边疆意识,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提供可靠的智力成果,为实现强国梦服务。特别是“一带一路”蓝图日益成为中国走出去、发展与世界各国互利“双赢”关系的路线图,其中居于枢纽地位的“边疆”无疑将发挥极其重要的

作用,这为尽快构建新的边疆研究理论和强化边疆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任务。可以预测中国边疆学学科前景是辉煌的。


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必然基于实践对象

重温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会发现马克思在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揭示的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远远脱离的情景,在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状况,“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而当代中国边疆理论状况是丢掉了传统思维的优势,踉踉跄跄跟在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和理论的后面,我们做不到当代哲学的同时代人,也没有真实地理解中国现实的本质。从本质上讲,这种状况是偏离党中央的根本指导思想的,正如习近平2010年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到的:“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必须学习和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正因为一些理论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没有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客观发展需要,甚至是为研究而研究,为课题而课题,搞乱了理论研究必须依据实践对象的原则。

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实事求是就是要坚持从实践对象中寻求规律性认识。就是说,第一,实践对象是理论研究的前提、客体,离开这个前提和客体,任何理论研究都属于“形而上的”。第二,学科产生的前提是实践对象的需求,是实践活动要求把客体对象的认识系统化、分类化、理论化,这是一个学科从具体走向抽象、从局部走向一般、从特殊走向普遍的发展规律。第三,规律性认识是人类理性认识的最高境界,把实践对象的开发探索利用达到规律化,就是让人们沿着正确的探索规律达到新的认识。可以说,从哲学到数学、从物理学到生理学、从天文学到宇宙学,再从经济学到管理学、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从传媒学到法学,包括今天所有新兴学科,没有一个不是以实践对象为产生和存在的前提。

当代学科的创新发展,首先发生在学科整合方面,因为,大量实践对象在生产实践中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要求相关学科也相互作用渗透,如分子生物学、电子物理学、地缘政治学、经济法学、国际战略学;很多学科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比如法学细化出商法、国际法民法、刑法、知识产权法、商标法、海洋法等二级学科。在当代,一个新兴学科的出现往往是新兴产业和探索领域的快速成长而提出的客观要求,引领新兴学科的研究者就是要从新的实践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给予理性的分析判断,不断积累和扩大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并最终获得学界的承认。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没有在中国边疆学原理方面有突破性创新,主要原因就是围绕中国边疆学展开的研究都依赖边疆历

史和边疆治理,少数区域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现实问题上,几乎所有当代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初创者们、研究家们都认为边疆历史研究就是中国边疆学最重要基础。

因此,以往没有提出中国边疆学的原理和范畴体系,就在于边疆研究的客观对象没有被新的知识体系所认知、归纳、提高、抽象,而新的知识体系就是通过跨学科交叉认识以往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这是一个哲学化思维的过程,总体思路上是通过国家与政权、国家与领土、国家与社会、国家制度与地方政权、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等方面建构中国边疆学理论。而研究视角主要从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需求展开。因此,研究中国边疆学的理论路径:一是从学科建设的逻辑思路出发,阐明中国边疆学的范畴体系:二是从内在对象出发即中国边疆区域和人口构成;三是从外在对象出发即周边地缘安全与跨界民族。


实践对象的拓展必然基于劳动分工

以上关于学科建设和发展原则的观点,为中国边疆学构筑提供一种理论思路。把中国边疆作为研究对象,就必须把中国边疆在中国社会劳动分工的地位和作用摆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的基本面上,才能形成中国边疆“学”。

首先,一切社会的发展最终由这个社会的劳动分工水平决定。哪个民族首先实现了从简单劳动分工到复杂劳动分工,就证明那个民族在认识自身生存环境问题上超越其他民族。工业化分工的结果是生产的组织化和自动化,农业化分工依然是遵循生产的季节性和个体化,结果,“工业的民族”逐步称霸世界;近三百年中,“农业的民族”开始觉醒,开启了走向现代国家的步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构筑了世界民族与国家的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民族到国家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先有民族而后建国家,一种形态是一个国家内部哺育了民族并走向国家。无论是哪种形态,到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发展前,人类世界上已经演绎了近两千个民族的兴衰荣枯史,到近代民族国家疆界的逐渐明确,民族的衰亡就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真正从国家意义上谈民族,只能是工业革命后的民族与国家,因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因此,当一个社会的分工达到从民族国家向民主国家推进时,民族间的矛盾就会因分工差距而凸显。

其次,现代国家的产生和边界的形成是劳动分工的直接结果。因为,当资本主义大工业制造出的商品迅速打垮本国传统制造业以后,这些商品必须占领更多的国外市场才能生存,用马克思的话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使这些国家的疆界被廉价商品的自由流动需要所冲破。从某种意义上说,直

到这个时候,国家疆界保护民族生存的作用才真正体现出来,如果说封建时代征服只是代表着宗主权,那么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征服则意味着失去本民族的所有生产,失去本民族的生活,最终将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半殖民地征服史就是明证。所以,从国家民族的劳动分工分析国家疆界的形成和保护民族分工能力的角度,是深入了解中国边疆学内在本质的必由之路。

其三,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步伐远远超出传统模式,这是中国边疆学面对的最大现实。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跟上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正常步伐,而阻碍近代工业化进程的正是腐朽的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并建立新中国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为中国人民跟上世界工业化文明的步伐创造了“国家条件”。换言之,就是我们拥有了保护民族自身劳动分工发展进程的“疆界”,使我们的劳动产品流通和价值得到保护,经过一段时间,整个国家拥有了竞争力以后,劳动分工水平和民族文化自信才能获得“溢出效应”。应该说,这才是现代疆界的根本作用。

其四,劳动分工的差别是中国边疆学产生的必然因素。如果说国家疆界是保护一国之内劳动分工发展的“国家力量”,那么,国家内部劳动分工的差别也就必然表现在内地与边疆、内陆与沿海、因为,像中国这样广袤的国土和地域分布,发展不均衡是历史自然遗存。同时,中国边疆的主要部分大多由少数民族聚居地构成,世界上这样的国家不多,那么,国家内部劳动分工的差别也必然表现在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因此,由地缘状况和人口状况构成中国边疆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边疆研究的特殊意义和必要性,这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客观需求。没有这种客观需求,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虚假的、暂时的,从这点出发,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成功就是中国边疆理论研究思潮的高峰。


劳动分工的丰富化必然基于人类探索的需要

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是对象性劳动的自然规律,就是说,没有探索就没有人类,正是对劳动对象的不断探索,人类才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划分出来,站到了自然的对面,充分地利用自然万物。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入,人类探索自然界更加丰富多彩,当然,也就促使劳动分工更加精细化。作为劳动分工的一部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必然随着劳动分工的精细化而不断发展,所以,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都是劳动分工丰富化的表现。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学科的产生是以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为前提,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实事求是。习近平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一定要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有机统一起来,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中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因此,在思考学科建设时,关键问题是思考这个学科是否符合推进社会化劳动分工的需要,中国边疆学对促进边疆地区和边疆民族劳动分工发展有重大意义。

首先,中国边疆区域的客观存在要求边疆社会与内地同步发展。中国边疆区域一般与少数民族区域重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分工发展与内地存在明显的差距和不同,在过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时候,劳动分工的区域性特点不仅不是发展不平衡,相反是弥补由于生产类型差别而造成的劳动产品的不均衡,而且地区利益由于自然环境差别而容易平衡。现在,交通和信息的改变,彻底改变了产品的地域差别,自然也就把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劳动分工比较出来,边疆民族地区对社会产品的需求远远超出当地产品生产和分工能力。也就是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边疆民族地区变得更加急迫和意义重大,因而,也是构筑中国边疆学必须面对和研究的首要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中国边疆学产生的客观现实需要。

其次,边疆民族劳动分工的特殊性要求理性认识和理论指导。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劳动分工是受传统生产方式制约的,而传统生产方式又受自然环境和周边关系影响,并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传统。因此,边疆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首先需要获得科学的理性认识,然后才能准确理解他们的劳动分工水平和特点,进而才能准确认识边疆民族社会及其文化特征。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逻辑递进过程,不能颠倒顺序。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理性认识并没有得到普遍接受,相反,对边疆民族问题的主观的、教条的、表面化的研究比比皆是。因此,构筑中国边疆学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和现实提出的重大任务。

其三,当代中国“治国必治边”要求构筑中国边疆学科。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从“治国”的高度来认识“治边”体现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高度重视。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曾经不是埋头政治,就是埋头经济,没有抓住“以点带面”,从而获得稳定快速发展。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扩展迅速,边疆地区已经是“走出去”战略的前沿阵地,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最佳平台,这就要促进边疆社会全面发展,也就要求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因此中国边疆学理论建构恰逢其时。


国家边界的本质必然是保护劳动分工的发展空间

从氏族发展到部落,就已经有地域意识,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在岩画集中的地方,会发现构成岩画群的地域具有相对完整空间,就是集中在一个三面环山,或者背靠一处峰峦,或者主要岩画在山崖面对的开阔处,因为,这些岩画在昭示着部落的“领域”。今天的人看到的只是一种“场域”特征,而在当时就是“领域”概念的萌芽。出现游牧和农业的分工以后,“城郭”代表的农业手工业国家与游牧领主国家之间就产生资源和财富争夺,事实上,由自然环境决定劳动分工而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是农业的还是游牧的,都存在一个保护人口和资源平衡发展的问题,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劳动分工和产品打破地域限制,国家疆界才凸现出保护本族本国劳动分工和产品价值的功能,于是,殖民战争时代到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才被各国所接受,因为,保护国家疆域的战争和民族争取独立的革命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不可战胜的力量,无论什么民族,无论什么国家都要尊重领土主权和国家平等。于是,边疆的意义被真正提升出来。

第一,先有边界后有边疆。如果现代国家疆界产生的本质是保护本国劳动分工和产品价值,那么边界的划分就要依据历史和民族居住状况,一旦边界被相邻国家所承认,边界后面的领土就会依照形状、大小和居住人群来区分其性质和类型。有的沿边地带是城市,有的是河流,有的是高山,有的是平原,有的根本不存在边疆区域,过了边界就是与内地完全统一的地区和人口,这种情况就只有“边界区域”,而不存在“边疆区域”。只有当沿边地域因环境和居住人群与本国内地明显区别或者广阔到必须建立边疆区来管辖,边疆才具备存在的客观条件。

第二,边疆区域与内地区域的差别是通过“边界线”和“内地线”来划分的。边界是保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指领土安全和本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生存发展的本质就是劳动分工的权利,是不让本国人民的劳动市场和生产产品被别国肆意占领,让本国人民获得安定的生活。然而,被“内地线”划分的边疆区域其人民的生存发展权利不仅要得到国家“边界线”的保护,更要得到“内地线”外的区域的支持

和保护。这就是边疆的意义,这就是中国边疆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边疆学的应用基础。

第三,“国际经济一体化”扩大和加重了边疆区域的作用,“边疆区域”生态环境成为内地线的“绿色屏障”。事实上,“国际经济一体化”突出了国家边界的作用,强化了国家在保护本国经济发展方面的力量,表现在国际货币、商品流通、人口移民和投资方面的权利不断加强。中国边疆区域的贸易流通和人口流动作用在改革开放后逐步显现出来,关键因素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和地域环境,在交通通讯快捷的时代,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因为,文化多样性和环境是未来人类追求的核心内容,而中国的边疆具备这两个先天优势。因此,这就成为中国边疆学产生的内在动力和未来希望。

总之,从学科构建的角度探讨中国边疆学理论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是现代人类理性思维已经突出传统学科分类和学术规范,具备跳跃式的学科整合和跨越式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新的实践领域在不断开拓中促进新兴学科的产生,需要学界迅速把握学术思潮脉络。构建中国边疆学就是其中一个渐趋成熟的代表。(注释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登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2020年3月27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4月3日。


发布于: April 27,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张杰、张天鹏:在俄华人华侨华企的安全保护与中俄警务合作

张杰,CGE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张天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

图1 张杰教授。

旅俄华人华侨华企安全状态始终是中俄两国交往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话题。20世纪30年代,由于政治、军事等原因,苏联驱逐华人华侨,给华商安织各种罪名,甚至逮捕、关押、处决和流放。20世纪末至21世纪的今天,在俄罗斯华人华侨华企所处的历史环境发生了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发生的案例具有典型性。因地理相邻,俄罗斯早于大多数国家,而成为中国公民以及企业、资本输出的首站。华人华侨华企在此遭遇的安全困扰不同于大多数国家的,一方面它具有早期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因俄罗斯上个世纪90年代独立之初,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各种冲突加剧,激进疗法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使旅俄华人华侨华企之安全受到了挑战;而二十一世纪俄罗斯激进主义的复苏,给亚裔的华人华侨华企带来了新的安全威胁,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并与俄罗斯独立后持续的社会动荡因素交织,由此使得华人华侨华企遭遇了动态的时代性特征的安全威胁。就当下而言,持续多年的“政热经冷”正处于前所未有被有意打破的时代,中俄两国关系的深化必然伴随着对“经冷”症结的深层次改造。因此,谈及安全,必离不开海外经济活动的各种主体安全状态的考查。

中俄警务合作不同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警务合作,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俄罗斯是中国开展警务合作最早的国家之一。1984至1995年是国际警务合作的起步期。当时,公安部外事局刚刚成立。也因为地理相邻,俄罗斯成了中国少量展开国际合作的对象国之一。与此同时,早期的双边合作,并未涉及保护问题,仅出于接待、出访、迎来送往的需要而合作。21世纪初期,由于刑事案件增多,两国警务合作趋向于跨国追捕与遣返的刑事案件的合作。与其他国家合作相比,这也是较早涉及的。可以说中俄警务合作的领域几乎先于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实践。当然,潜逃到俄罗斯的主要是刑事犯罪分子,而逃到西方国家的多为贪官和经济犯罪分子。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跨国犯罪形势也更复杂,因此上个世纪到21世纪初期,国家投入跨国经济犯罪案件的合作的成本要高于跨国的人身伤害等刑事案件的关注和投入。随后,国际警务合作逐步出现了转型,开始关注公民安全保护的话题,中俄警务合作也不例外。上述特征可以从以下的法律基础的完善过程看到,海外警务保护,是一个从服务型政府向服务型警务发展的结果。

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两国顶层设计不断推出各个层次和角度的政策、纲要,充满了两国不约而同地对当下和未来的美好的设计和蓝图,以从实际中推动中俄两国人民全方位深层次地开展合作:2003年,俄罗斯正式被列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国名单;此后,两国签署一系列法律文件,如2009年中俄签订的《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15年中俄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8年和2019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活动启动的重要时期,旅俄华人华侨华企的安全状态及其安保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中俄两国共同利益体、共同安全体的具体组成部分,保护人及其经济、文化等行为的跨国活动安全是实现中俄两个毗邻的大国之共同利益、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两国人民密切往来、安居乐业的伟大的事业。 


在俄华人华侨华企的安全风险的主要来源

旅俄华人华侨华企是带有强烈的自发、自愿地在中俄两大民族与社会互需互利的现实中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殊群体。同时,他们在推动中俄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中默默地承受了安全上地风险。关注并解析风险之来源,是更好地提供安全保护对策和方略的基础和前提。

(一)华人华侨华企所受的安全威胁类型

从受安全威胁对象看,不同对象,遇到地风险有所不同。对象分为自然人和法人。

当保护的对象为自然人时,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中资企业派出的员工。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者、经商者,其安全性和安危敏感度与所属海外中国企业具有同一性,对他们安全保护的程度与所属企业具有相关性。二是以旅游、经商、就业为目的出境公民,安全防范点在于如何避免个人遭受暴力抢劫、刑事犯罪的伤害等问题。

当保护的对象为企业、法人,则保护类型和方法有所不同。当然,不同类型的企业面临的安全防范点也不尽相同。第一类企业,多以大型基础设施、油气管线、矿物场等为防范点。如,国企、央企,因为其和所在国的合作大多是合资形式,受到较多的来自驻在国政府强力部门的有序保护,同时他们面临的较大安全风险还包括来自反对派、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因其关乎利益重大,一次极端暴恐活动可能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安全保护应以防范为先。第二类企业,多以经营、环保政策、资金等运营安全为防范点。在俄罗斯的华企多为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与俄罗斯市场准入政策的执行层面接触较密切、与社会底层接触较多,面临的治安安全风险往往与人力资源、政策有关,如,劳动力素质、环保等问题。第三类企业,是以俄罗斯人为企业主、大量雇佣中国公民劳动力的企业,他们比起大型的能源类、设施类企业缺少国家层面的直接保护或特定保护,安保主要靠自给自足。

一些华侨及其小微企业虽在海外,但不愿意找当地律师,而熟悉俄罗斯的中国律师又不太容易找到。所以企业要兼顾关注俄罗斯当地环保政策、经营风险、资金安全,还要考虑投入商业安保资源的成本,因此,中国政府应该投入必要资源,给予指导、关注,安全信息共享,尤其可以利用2018年和2019年的“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活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二)旅俄华人华侨华企安全状态

中国在俄罗斯投资的主要领域涉及林业、能源、矿产、贸易、建筑、家电、通讯和服务。最近十年投资额度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劳动力在俄罗斯尤其是中俄边境地区的活动日益丰富和多元化,中国企业到俄罗斯开拓市场的政治基础也变得更加乐观。随着华人华侨华企大量赴俄开拓市场、就业、经商,安全状态呈现的问题也凸显,安全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人文等各个领域良性长久发展的基础。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的安全状态出现了新的危机,它受到了包括根本威胁(恐怖主义威胁)、衍生威胁、基本威胁等多种形态交织的安全威胁,同时根本威胁又时而以衍生威胁、基本威胁的形态表现出来,令社会各个层次和群体产生迷茫和恐慌。

新型恐怖主义形成过程中威胁对象在发生新的变化,恐怖主义威胁是根本性威胁,使全球受到安全困扰。而基本威胁表现为对法人、自然人及其物、财的打、砸、抢的治安类威胁,它往往以对人实施殴打、胁迫、绑架、伤害,甚至杀害等活动表现出来。它起于社会、民族等的冲突;衍生威胁是因所在国社会、民众对外国移民之国籍国认知、民间关系、宗教信仰等的差异而产生的对外国移民情绪上的排斥、矛盾的社会心理,并由此产生的安全威胁。

对于旅俄华人华侨华企的安全威胁的形态表现为基本威胁、衍生威胁两大形态。从这一点看,2018年和2019年的“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活动对修复衍生威胁的现实意义是巨大的。

旅俄华人华侨的安全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存在,且逐步发展,中国公民受害事件数量也在增加,但破案率并未随之提升。

近年来,随着中俄关系不断密切,中国警方在与俄国的警务会晤中多次提到加强对旅俄华企华侨的安全保护,尤其对一些极端的重大案件给予了特殊通道的处理;对公民日常安全和权益保护问题,大使馆等驻外机构更关注有明确派出单位的人员(包括留学生、企业及其劳务人员),因私出境人员及民营涉华企业的受关注度相对有限。侵财型案件及其因侵财而伤及人身安全的案件相对得到缓解。俄投资环境对中国企业越变越好。

2010年之前,俄远东对外籍劳工的需求约440万,估计中国公民在远东的数量还会增加。俄官方网站2011年公布在俄长期居住人口有35万—40万。俄罗斯移民局2012年数据显示,近年每年入境的中国公民数量在40万人左右。俄边境服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赴俄旅游人数逾110万人次,成为俄罗斯入境游的最大客源国。应该说,俄罗斯在旅游等很多行业厂到了甜头。

与此同时,华人华侨华企的安全问题依然存在,它在特征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与过去的侵财型、人身伤害型为主的案件相比,因民族关系方面的误解、冲突而造成的不安全状况日益突出。现在,除了留学生和国内公司派驻人员外,主要是个体商贩和劳务人员,从事包括经营日用百货、服装鞋帽,或农业种植、森林采伐、建筑施工等活动。其地理上主要集中在哈巴罗夫斯克、伊尔库茨克、赤塔等地。有的城市市场聚集地中国商贩达上千人,且几乎每个远东城市都有在当地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华人企业家。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众多新形态的华企进入俄罗斯,除网络商业外,中国小微企业亦如雨后春笋。这促进了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然而,安全环境变得复杂起来。

(三)以旅俄公民为样本的问卷调查及分析

为了解海外华人华侨华企的安全认知,笔者于2017年3-5月制作和组织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采用电子版形式,在网络中进行,不限数量。电子问卷发放后经过数月的收集,有了一定的数据积累。信息的丰富性、可靠性取决于对问卷的链接的广而告之度、时间长度,问卷搜集的是在2017年3—5月间关注网络信息、乐意参与调查、关注安全问题的群体的意见。网络答卷人398人。39.58%的受访者在海外居留时间是三个月至一年。居留三个月以下的有8.33%。短期居留和长期居留(一年以上)的人数各占一半。较长时间的居留,侧面反应出答卷人对驻在国有较好地了解或感受。

这些真实、鲜活的数据呈现于面前时,既令人惊喜又令人深思:

第一,参与答卷的人有一定的趋同特征,即参与问卷调查的400人中,有1/4以上者来自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创业、生活和工作的中国公民。这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客观背景不谋而合。

第二,在全部问卷调查中,并未明确限制处于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公民可以填写问卷,只要求他们标注曾在或正在哪个国家,也就是说,调查问卷并非专门针对旅俄者,而是针对有海外经历或正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有过经商、留学、就业、旅行等经历的中国籍公民均可作答。调查结果惊奇地发现,回答问卷者中,曾在俄罗斯有过停留的中国公民占填写问卷者的1/4。这是意外的巧合,还是偶然中的必然?

第三,问卷显示,参与答卷的人当中留学生身份的占据最多数;截至2017年6月30日,海外中国公民长期驻外的约1000万人,其中近1/3是留学生身份,他们是旅俄的中国公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数据显示的结果和中国总体出境中国公民的身份比例构成数据不谋而合。俄罗斯科教部社会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俄中国留学生达到22529人,且中俄两国已经商定2020年前互换留学生人数提高到10万。使得本文对以留学生为主要身份的群体专门分析变得极其有现实意义。

因此,为了能够集中描绘境外中国公民的认知与安全状况,将较为集中的地区(来自于俄罗斯、中亚的中国公民的安全状况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了归类和整理,把其中96名中国公民的数据加以分析和整理,得到了如下关于中国公民安全状况的描述。

1.旅俄者年龄与受教育情况

旅俄者大部分是青年人。作为社会发展和创新的中坚力量、代表在海外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群体,积极地参与关乎安全保护问题的调查问卷,这本身预示着他们需要安全关怀和关注。

从教育水平看,大部分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超过半数的53.3%的人具有本科学历,如果加上硕士研究生,则有82.3%的人受过高等教育,比例绝对高。早在21世纪初期旅俄的华人受教育水平已不低。2002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占29.5%,大专教育的占18.1%,中学毕业的占32.5%、中学未毕业的占19.4%。这反映出海外活跃着受教育水平比例高于国内公民受高等教育水平的中国公民群体。该问卷数据直接反映出关注安全、参与安保话题讨论的人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

从问卷中还可看出,受访者中留学生身份的人数占比相当高,达到78%;其次是商人,占18.7%。

综上所述,受访者的构成比、年龄、受教育程度总特点如下:受教育程度高、年轻人多、留学生身份占比最高,且受访者在俄罗斯的占比最高。与留学生类似,一些没有企业作为护身符的个人的安保状况也显得有些单薄。总之,问卷显示,旅俄的留学生和个体经商者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华人更热衷于参与安全保护问题的讨论;同时也比在俄的中资企业中的就业员工更关注安保问题。

俄罗斯2014-2015年外国留学生人数从22万名增至27万名,占全部大学生总数的5%。这两年吸引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从16385名增至18269名。俄国21世纪提高外国留学生的份额旨在弥补1990-2000年本国人口减少而导致的国内学生招收不足。

(四)影响华人华侨华企安全的主要因素

这些因素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各个层面,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移民从事符合身份尤其是多元身份的活动及其知法守法的习惯是影响海外安全的基本因素。近年,俄罗斯的华人华侨越发有能力开办企业。中国公民在俄罗斯的身份由过去的单一的或留学生或经商者,变为二者兼而有之,他们的身份变得复杂和多重起来。也就是说,他们既是留学生,同时也兼顾自己的生意、企业,或者是从留学者转变成一个创业者。中国留学生是在俄从事汉语导游的主要群体,约占汉语导游总人数的95%以上。但是一些人因不完全知晓俄罗斯法律,而未办理就业手续,变成非法就业者;还有一些劳工并未如实申请居留资格,当他们因非法居留被遣返时,工资有时得不到保障,从一个违法者变成了利益被侵害的人。

因此,一个外国人在海外的安全度与其是否合法入境和合法居留有一定关系。如果有入境和居留的合法记录,遵守所在国法律,利益及安全更易于得到所在国的法律保护。无合法居留身份的移民,迷失在社会秩序维护体系的范式之外,游离于法治社会之外,其活动轨迹往往处在社会管理的盲点上,因权利义务履行的缺失,而导致权益、安全受保护的可能性降低。不履行必要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也很容易成为警察执法保护的盲点。

2005年,在莫斯科约有合法入境的中国公民15万,非法入境者有30万。2015年,因违反《俄罗斯联邦行政处罚法》第18.8条关于入境的相关规定,约710名中国公民被追责,这个数目占被追责总数的17%,而违反该法第18条非法务工方面规定的,则有296名中国公民,占总数的31%。这个数据看上去是下降了,但另一个迹象令人担忧,在一些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均是中国公民。由于一方或双方无合法居留身份,所以如果不是凶杀案,许多人并不向俄罗斯联邦执法机关报案。当一个人的行为处于不被社会、法律部门和相关人员所能掌握的真空之中、孤立于社会之外,不利于减低他们人身被侵害的几率,这造成了对他人身安全威胁的违法犯罪活动更加隐蔽。

当然,中国公民非法入境、非法居留有以下方面的原因:首先,他们选择了从边境地区偷渡到俄罗斯。其次,俄罗斯防范边境偷渡行为的技术投入不够,借助监控等技术手段不够。再次,俄罗斯对中国公民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方面的案件查处具有运动式的特点,即执法活动不是常态化的,政策不够稳定,间歇性地搞专项清查行动,对违法活动的日常查验未形成常态化,这使心存侥幸的非法入境者、居留者觉得有机可乘。

第二,华人华侨被侵害问题往往与其在俄非法居留、犯罪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中,一些违法行为,与超期居留、不遵守其在俄罗斯境内逗留的法律法规相关。中俄两国的警务合作方面的顺畅与否往往关乎他们的犯罪或被害问题的解决。以满洲里市公安局和后贝加尔边疆区内务局的警务合作为例,2013年俄罗斯政府查捕了近700名没有在俄居留证件的中国菜农。有效保护在俄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和安全就变得复杂起来。据黑龙江省公安厅披露的资料,从1998年到2005年,中国公民在俄犯罪的案件有180余起。据黑龙江省公安厅援引俄罗斯司法部统计的数据,2005年全俄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案件为500余起,在俄远东地区的案件有268起,占全部案件的一半以上,其中滨海边疆区有111起、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有67起、阿穆尔州有90起。中国公民违法案件有近百起。还有一些中国公民由于对俄罗斯法律所知甚少,违法行为和权益、安全受损的情况交织在一起。如,其入境事由与实际从事的活动不相符,当被执法时,简单地归结为安全权益被破坏,是片面的。

此外,刑事犯罪活动给华人良好形象蒙上阴影。2002年,莫斯科有264起之多的案件涉及中国公民抢劫、杀人、贩卖人口等案件。中国在俄罗斯的黑社会组地滋生也给华人的形象披上了阴影。2015年1—9月“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外国公民及无国籍人员共计发生36000起犯罪行为,比2014年1—9月增长3.0%。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员犯罪行为的数量同比增加20.6%,即12200起。”“中国公民在俄罗斯找到了非法移民的便利通道,与俄罗斯腐败官员周旋,向俄罗斯人学会了逃税、还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国家捞人”。

第三,俄罗斯独立之初的治安形势不乐观,对旅俄华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的经济严重倒退,其公民失业与流离失所,治安形势比较恶劣,这给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俄罗斯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抹上了重重地一笔,每年发生的杀人和杀人未遂案件高达3万起,平均每天80起。俄罗斯发达的有组织犯罪也影响了一些中国公民,他们以老乡关系或从中国来的地域为标准组成犯罪团伙,例如,五常帮、佳木斯帮、鸡西帮、哈尔滨帮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有的也与俄罗斯犯罪团伙一起参与绑架中国公民的活动;借同族裔彼此了解彼背景的便利性,一些华人成为抢劫犯罪主谋,或被俄罗斯犯罪团伙利用而向其提供相关人信息,导致同胞利益和安全受损。

在上述治安形势背景下,俄罗斯内政部门一直在努力提高破案率。2004年,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官员称,自5月以来,在伊尔库茨克市发生5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案,其中侦破率仅为20%。梅德韦杰夫任俄总统期间曾表达了对警察破案工作不满的意见。虽然总体看,2009年和2010年各类犯罪率呈下降趋势,但破案率令他十分不满。2009年有130万个案件未破,其中有1/4是重大犯罪案件。2009年,未破获的刑事案件中杀人案2000多起、盗窃案76万起,抢劫案12400起。2010年非法走私武器破案率比2009年降低了17.5%;毒品走私案的侦破案下降了8.7%。俄罗斯刑事案件总侦破率2009年仅有53.7%,2010年是55.8%。这些数字令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感到震惊。这一时期的华人解决纠纷、面对安全威胁时,惰于通过司法和内政系统表达诉求,选择沉默、私了。

第四,俄罗斯在独立后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化凸现,复燃的极端主义、激进主义把目标投向非斯拉夫民族的外国人,尤其是亚裔民族外国人,如,“光头党”等极端势力把袭击目标指向在俄罗斯的华人、越南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等亚裔人种,其成员聚集而动,在街上对外国人宣扬极端民族主义,谋求建立单一俄罗斯民族社会。2010年激进主义势力抬头,在莫斯科马涅日广场上发生了5000人参加的示威活动,示威人群喊出民族主义的口号,并殴打数十名非斯拉夫面孔的路人。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曾经在参加《TVC》电视频道“我们的城市”直播节目时说,“我不止一次说过,在莫斯科发生的这种示威活动,我认为与球迷没有关系。示威的人是为了其他的目的,他们是激进分子、民族主义者……”。在上述形势下,华人作为亚裔人种也成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威胁的受害人。

俄罗斯社会急剧增长的排外思想和反移民的情绪,形成了对华人的整体排斥态度。在移民潮问题冲击下,一些俄罗斯人对华人日常行为的评价是“举止缺乏文化教养”;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俄罗斯人排斥华人移民(莫斯科这一比例是47%,远东这一比例是64%,平均为56%),支持的只占总数的3%。因此,客观上可以判断俄罗斯社会的排外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对华人华侨华企的软安全构成不利环境。

由于俄罗斯尚未彻底铲除警察的腐败,华人华侨华企被敲诈勒索的现象依然存在,他们自我保护、使用法律武器的意识比较单薄,受到不法侵害时,易随波逐流,缺乏意识和勇气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不善于保留相关证据和信息,报案不及时,鲜有向使领馆沟通。个别言语不通的中国务工被警察盘查时,有的用金钱“摆平”警察,极易给人留下有利可图的印象,个别人的被害,往往给华人群体和圈子带来恐慌氛围。还有华人组成黑社会组织暗中从事非法活动,使华人作证时顾忌重重,发生困难和危险时忌惮报案和投诉,而是选择私了,回避法律程序、非正常解决问题的方式,某种程度对刑事案件的报案率与破案率造成影响(俄罗斯以报案率为准);犯罪嫌疑人也难以被及时抓捕或遣返。因此,应该摒弃简单粗暴地向外国警察行贿获得安全的方式,避免安全的不利土壤滋生,逐步消除在俄社会中“华人贿赂警察而息事宁人”的社会偏见。

保护在俄华人华侨华企安全现状以及障碍

领事保护、外交保护以及警务保护,这既是国内法的问题,也是国际法的问题,同时又是中俄双边警务合作的问题。

(一)中俄双边警务合作的基础与安保目标突破空间

1.双边合作的法律基础

目前,中俄两国的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之间已经签署了大量法律文件。1992年至今,黑龙江省公安厅与俄罗斯远东执法机关先后签署了近40份合作协议和会晤纪要,为两国边境警务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自2002年以来,中俄警方进行了多次高层领导工作会晤,开展以安全保护为目标的执法合作的领域和空间在扩大,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条约。

2.双边警务合作对公民安全保护的价值

其一,个案合作对安保的贡献。1993年至今,中俄合作共破获各类跨国犯罪案件350余起,从俄远东地区抓获并遣返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及在逃人员133名,配合调查取证560余起,相互核查案件线索780余条。双方协查事项回复率达80%以上。2010年10月,满洲里市与后贝加尔边疆区两地警方合作,在俄罗斯摧毁了扰乱市场秩序的“奥西诺夫斯基”黑社会组织。2013年9月16日,满洲里公安局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警方联手侦破了一起旅俄华人绑架同胞案,解救1名人质,挽回经济损失60万元。

其二,地方公安机关建立的会晤机制。黑龙江省公安部门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内务局,每年举行一次部门领导人层会晤,在双方认为必要的情况下,还会举行非定期会晤,签署合作协议和会晤纪要,为双方警务合作提供法律依据,保证双方警务合作顺利开展。2004年8月,黑龙江省公安厅分别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内务、安全机关举行了内务会晤,会晤中确定了两地警务合作的四项机制,即高层领导定期会晤机制、办案协作机制、定期情报信息交流机制(每月及时向对方通报犯罪情报,及时了解双方公民在他国的违法犯罪信息)、联络机构和联络官制度(开通24小时国际电话与传真,及时沟通处理涉及对方国家的相关案件,在信息沟通、侦查组织、语言翻译等方面提供重要帮助)。它们统称“四项制度”,这为双方落实国际警务司法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标志着双方的边境警务合作在制度性、规范性、法制性上取得了进步。

3.双边警务合作的安保价值

最优的安保是预防和事先将不安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是双边警务合作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挑战。一直以来,我国对在俄华人、华侨、华企保护的行动是后置式的——事后保护:更多表现为领事保护的事后探望、安抚家属,或法律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和惩处。然而,潜在被害人对保护的期待是前置的,安保的需求存在于事实处于安全的群体中,只是一种潜在的消费和需求。就现实而言,要达到事前预防性的保护,对安保人员的挑战是巨大的。跨国的实现预防性安全保护,就更加复杂,是一个综合性的多元途径实现过程。

如今,中俄两国凭借一方单独预防、制止、控制破坏他人安全的犯罪已经日益困难,多元的与综合性的手段变得更加重要。目前,涉案情报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双方警务合作的重要内容,尤其在交换、共享、刑事证据调查协作、刑事司法文书材料协助送达方面开展合作。不过,上述双边警务合作领域仍主要体现在对案件的侦查或者侦破上,而对于防范性的、预防性合作措施的合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无论是中央机关(公安部和内政部)层次的合作,还是地方公安机关和内务机关层次的交流,都在致力于寻找到多元化、有效的安全保护合作机制。警务合作方式正在从个案的侦查合作向常态化合作发展,并开展深度的个案信息交流、信息预先通报机制的构建:即以备案为目的,双方互相通报对方关心和关注的犯罪案件的情况;或以告知为目的,针对某一具体案件,通知对方犯罪嫌疑人在本国境内的相关情况。两国信息情报交换的实践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成果,并打开了旨在保护双方公民安全的合作大门。例如,2016年,在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召开了全国首届以保护中俄公民安全为主题之一的研讨会,会上有俄罗斯的学者参加并发言;2016年,中国侨联首次在黑河召开了以保护中国公民安全为议题的研讨会。这是国家侨联首次召开的以保护海外公民安全为议题的研讨会,且以俄罗斯国别为首个议题展开讨论。这些研究与讨论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安全问题具有导向意义。

(二)保护在俄华人华侨华企安全的双边合作障碍和难点

安全保障问题不解决,会束缚国家合作的深度发展。目前,以安保为目标的中俄警务合作遇到了如下方面的困境:

1.中俄两国立法的差异客观上对中国公民的安全不够有利

俄罗斯政府最新修订的枪支管制法案,放宽了对持枪支的型号的限制规定:公民只要取得相关许可证,便可以持有步枪用于自卫,以提高公民自卫能力。枪支弹药可以在商店里明码标价地进行交易。而中国法律规定,公民私人持有或使用枪支属于违法行为,他们不可以拥有或佩戴枪支,更不能通过获取枪支许可证来用枪支进行自卫,与之对应的是枪支在中国也禁止自由买卖。可见,两国公民的自卫方式和防范程度不同,所处的法制环境、两国警察的执法环境、执法习惯有所不同,安全度也不同,例如,俄罗斯对凶杀中国公民的刑事犯罪人的判决没有死刑。2007年一名因为侵财而杀害中国公民的伊尔库茨克公民仅被判16年监禁。

2.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证据使用的种类也有差别

中俄两国商业贸易交往活动中,“电子数据”的信息越来越丰富。中国明确将“视听资料”与“电子数据”列为八大证据之中,而俄罗斯则没有明确将其纳入证据的行列。这也为两国执法活动提供了难点。

此外,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公民走出去后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一些中国公民开始从被雇佣者变成雇主、企业主。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安全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地位的迅速提升而得到及时重视,也没有得到俄罗斯各部门的关注,商品易货中的现金交易形式增加了他们人身安全的危险性。


旅俄华人华侨华企安保的突破之路

保护公民在海外安全的话题越来越被重视。近年,中国公民出国旅行、创业人数激增。2017年中国成为仅次于芬兰、土耳其的第三大赴俄旅行的客源国。然而,华人华侨华企在海外安全与权益受损案件增加,尤其在俄罗斯已经不是个案。如果他们在海外的安全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则“一带一路”倡议等许多重大的设计的实现就会受阻。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对本国公民的保护也是应尽责任。驻外使领馆应尽到与大国地位相符的本国公民安全保护的责任。这一责任地履行不应以公民跨越国境而变化、消失、淡化和减弱。

(一)践行保护公民安全的法律精神

目前从法律意识到法律实践,华人华侨华企善用法之武器获得保护资源的意识和能力都处于不高的水平。

1.法律途径被充分利用到保护权益和安全的空间

历史上俄罗斯美国都曾经通过立法形式,限制华人在一定范围活动。这些年,美国对当年曾经对华人出台排华法案一事进行道歉。那么,历史上俄罗斯曾经对华人所做的侵犯,在旅俄华人安全与权益保护问题的历史上一直是被关注的问题。1784年中国历史人物宋某讲述了明清时期布里亚特政权下的库伦人抢劫中国商人的行为:当时恰克图的贸易经常因中国方面原因而关闭,关闭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安全问题。19世纪以来,数以万计的来自齐鲁燕赵之地的中国劳动力到达了俄国,成为该国开发史上的生力军。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移民政策的主旋律是遏制中国移民。根据阿穆尔边疆州省长的倡议,1908年7月12日俄部长理事通过了“滨海边疆州、阿穆尔州、贝加尔州、萨哈林地区政府可以直接采取措施限制华人来俄和在俄活动的文件”。对于历史,是否在什么时候、需要与否要求俄罗斯历史上对我国国民做得有一个正确的表态,有没有必要通过法律途径和手段要求俄罗斯为历史上对中国公民权益的侵害行为进行道歉。当然,这有赖于大的政治环境。

法律问题和政治是永远不可分离的,法律是政治的一个重要方式和手段,对于权益和安全的侵犯,传统上,我们并不是特别重视,对历史上排华事件,往往习惯于用外交的手段去解决。但是随着各国法治水平的提升,如何通过法律的渠道去解决公民海外安全保护问题是历史发展趋势。

历史上华人华侨对世界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不论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还是美国的东西大铁路,都浸满了华人的汗水和牺牲,但很多时候,他们并未获得应有的回报和评价,权益和安全甚至还在这个过程中被侵犯和侵害。如果我们今天能通过法律途径向日本控诉二战期间对中国的侵犯,那么是否可以对历史上在其他国家所受到的侵犯通过法律手段去做相应的维护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路——从历史角度出发,对被侵害权益要保留并保持用法律途径进行诉求的思维和意识。

2.俄罗斯法律中“保护”的内涵

本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被许多国家列为重要事务。它“取决于国家相关的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立法中对大众权利的保护质量”。保护公民安全之法律内涵的提升在近年中俄两国立法建设中都得到了凸显。

俄罗斯对人的安全问题的看法和认识是基于如下法之精神。2015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规定中有所体现“国家战略优先事项”——国家安全,其中包括落实宪法规定的俄罗斯公民宪法权利和自由的权利。此外,《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条、第17条也提到了公民安全受到保护问题。中俄两国关系的积极发展,包括尊重和保护两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3.中国关于保护公民安全问题的法律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卫人民安全,创造良好生存发展条件和安定工作生活环境,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第六十六条规定:“履行国家安全危机管控职责的有关机关依法采取处置国家安全危机的管控措施,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公民、组织权益的措施。”可见,中国的法律强调保护公民安全的责任观、国家安全观。即法律中指出了“应当最大程度保护公民、组织的权益措施”;同时,保护人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中国捍卫国家安全的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指出,保护和保障权利和自由是包括执法体系在内的所有国家权力机关活动不可动摇的原则,即使在紧急状态或战争状态时。笔者认为上述法律决定了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活动的基本准则。

此外,对公民法律权益的保护不仅包括使被保护的对象免于遭受安全的威胁,还包括因被侵害而获得法律所支持的赔偿。例如在引起民事纠纷的案件中,一般受国际私法的法律冲突或管辖。对此,《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都表述了因涉外因素引发的侵害行为责任的法律选择标准,即违法者和受害人共同处所为依据的标准,即主要依据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地的国家的法律,就给公民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

(二)中俄加强预防和打击犯罪的警务合作

“预防”的突破难点在于信息的割裂,警方与公民、社会之间、海外华人华侨华企与驻外机构之间等的各自为战,报警的及时性问题。“打击”的突破难点在于中俄两国警务定期会晤如何从高级警务向低级警务深化发展的问题。

中国警方积极参与涉及华人华侨华企的人身、利益、财产安全的案件的联合侦破工作,通过会晤、互通信息、执法合作、联合打击各类犯罪活动,提高案件侦破率,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安全感。还要从细节处治理,开展边境巡逻、联合巡查、清查整治、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渗透破坏活动以及加强治理非法出入境、贩毒、走私等跨境犯罪的警务合作力度。为贯彻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相关决议,中国公安部边防管理局与俄罗斯安全总局边防部门不断完善三级代表联系机制、探索建立新型边防联合行动模式,打击边境地区越界捕捞、狩猎、走私、偷渡的行为。此外,还要针对中国公民无就业许可证从事就业活动的行为进行预先提醒和教育。通过驻外警务联络官制度建立涉华案(事)件的“110”,目前,中国边境地区已然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俄语110”,专门针对俄罗斯人接报警。为此,中国边境公安机关通过中俄双边警务合作条约和会晤机制,推动境外110报警体系建立,明确国民遇到案(事)案报警的途径,驻外警务联络官逐步掌握在相关案件情况。此外,从另一个角度,警务工作要加强治安防范的公民意识教育,尤其是减少现金交易和携带的意识养成教育。此外,加强驻外警务代表处的职能建设,从以警务外交的接待性、事务性工作内涵,转向以安全咨询共享、国内外联动的安防素质教育体系构建为业务内涵。

(三)国家引导安保行业开拓以加强对华企的安保服务的市场的开发

我国海外安保业起步晚,海外利益和公民对中国特色的安保资源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并不接受外国资本在本国注册安保公司和企业。要加大这领域的投入,就要建立创新合作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进去。

目前,世界上大型的国际安保公司,例如杰富仕集团(G4S)、化险咨询、国际SOS救援中心(下文简称国际SOS)等已经较早针对中资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提供海外安保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是营救、救济、医疗的救急。尽管国际SOS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企业的预防项目上,但是国际SOS仍旧是以其在全球的医疗及安全转运能力最让人知晓。而中国国内的大型安保公司,例如德威集团、华信中安、中安保、中城卫等,大部分公司在2009年之后开展针对中国公司的海外业务投送安保服务。客户主要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中国在俄的民营企业也应该逐步接受和使用这种安保服务。民营企业是继央企之后走向一带一路的重要生力军。为此,国家应该从战略层面提高对企业的规制。很多公司虽然也雇佣安保公司,但是无力应对暴力冲突,重要的缺陷是在对待暴力冲突上,无法植入自己的武装力量,要依赖当地的雇佣军,有时会陷入火地风险险。

目前,一些大型的安保公司往往收费不菲,一些小型的中国安保公司主要目标客户是那些预算有限但需要为其海外业务提供安保服务的公司。这些安保公司没有机制化的推介和承揽业务的渠道,主要依靠关系,较多一锤子买卖。很多退役军警也参与到其中,通过各种名义派出,不乏打黑工者。年营业额大致在百万级别。收费差异很大,管理水平低。因此,中国政策层面应互补支持我国的安保公司走向海外,并逐步为中资企业提供更加经济的安保服务。



结语

旅俄华人华侨华企的安全问题长期受到关注,安保问题不断被其自身以及我驻外领事部门、警务部门讨论,尤其自20世纪起来在中俄双边警务会晤中经常被提及。旅俄华人华侨华企之安全状态随着俄罗斯经济发展与社会冲突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俄国独立之初,因被侵财而受害,21世纪随着俄国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上升,以及中国公民在俄经济地位提升,并从求学者、务工人员向更多元的企业主、投资人、代表等身份转变,他们的安全威胁还来自于极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侵犯,同时他们的安危不再如20世纪90年代时具有较强的封闭性、独立性,而具有了“涉及的利益悠关方更多元、更重要,甚至更关乎中俄两国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乃至国家关系”的性质。以上是时间轴(纵向)显示出来的旅俄华人华侨华企安全状态及其保护问题日渐被关注的历史与趋势。

那么,横向来看,即从人所处的国家地理空间来看,由于中俄两国地理毗邻、互补性更强、俄罗斯经济不景气,旅俄华人华侨华企更先于赴他国的群体遇到安全困扰,并成为赴他国经商、旅游、留学、办企业之群体应对安全困扰和安保实践的先验。同时也最先触动中国政府、强力部门以旅俄群体的安全与保事件件为动力推动一系列工作职能的逐步转型。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以及国民走出国门后赖以生存的经济活动呈明显优势,使其成为许多国家抢劫、袭击等侵财案行为的受害者。海外安全保护成为普遍性需求,包括旅欧、旅美、旅“一带一路”沿线国之中的华人华侨华企。近年,不断出现初到欧洲、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商人、旅行者等在街上被抢事件件,甚至被入室行窃入侵财伤害。“不报案或不了了之”的情形今天在其他国家重演。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在世界上遭遇的安全威胁具有一定共性和普遍性。过去的中俄经济上的差距犹如今天欧美社会的经济低迷和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之间的对比落差一样,给海外华人华侨华企的安全带来变数。面对趋同的海外安全风险,依赖法律工具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能力普遍不够。

总之,一个把开放作为国策的政府应该把教育引导国民建立海外安全防范意识和技能作为长久大业来抓,如,养成非现金消费的习惯、与使领馆及时沟通、与驻在国警察、警务联络官建立畅通的联络渠道、主动知晓所在国宗教信仰、习俗、治安形势等。当然,另一方面看,安保这件事对全球的华人、华侨和华企应该是系统性工程。除要继续加强领事保护的事后安抚、事前共享驻在国治安形势类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双边警务合作,从更具体的、甚至可追诉到个案的层次入手,进行专业化、专门化的警情信息互换和交流,将高层的互信惠及中低层,从高级警务向中低级警务发展。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安全风险,不同于那些社会治安控制力弱的政府、政治动荡的国家所引发的安全风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俄罗斯不是需要以撤侨、护航、联合执法等特定的上规模的安保对策实施为代价换得海外公民平安的国家。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往往是那种常态性的、日常的、长期不间断的预防性对策。因此,对于驻外警务够、领事部门而言,基础性信息的积累和掌握比较关键,尤其对于更多是以盗窃、抢劫、侵财为主的伤害,更需要双方建立常态化的警务合作渠道;政府,包括驻外机构应一定程度放开信息的共享度,与企业、公民更大范围地互享信息;此外,还要从制度上有所设计,即加强警务联络官的建设,促进其职能转型,尽快从办大案要案、迎来送往的状态转向不以案小而不为的境界,将安全保护问题作为常态化议题列入历次的双边警务会务中,必要时,定期开展专项的国际“警民关系”活动,如培训驻在国警察、对外国警察适当援助、强化有关“利益共同体”的顶层及其执法队伍主体的认知,从长营造驻在国警察对中国公民公正执法的生态环境;从而逐步帮助对方国家警务体系建立重视中国公民安全保护的认知;建立海外警务保护,实现从服务型政府向服务型警务的深化发展。同时,这可以作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海外利益安全保护的借鉴之用。

本文系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在中亚防恐和安全维护的对策研究”的成果之一。

 

       原文刊登在《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6期。

       2020年4月10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4月13日。


发布于: April 20,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郭长刚:“新轴心时代”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郭长刚,CGE高级研究员、上海大学教授、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是促进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的开放,然后是体制、规则、标准的改革,是谓“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全球治理基本也是如此,先是经济贸易方面的便利,然后是规则、体系,乃至与规则体系密切相关的文化与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变革,是谓“新的全球治理”或者“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需要对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态势有深刻的洞察和把握,要认识到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处于一个“新轴心时代”。唯有对这个新轴心时代的特征有了充分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治理理念才能经得起检验,我们的全球治理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才更具有自信。



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概念源于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段时期称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人类的几大文明区域如中国、印度、希伯来、希腊等地,在基本相互隔离的状态下,几乎“同时”达到了同一个认识高度,开始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善”的生活,如何组织一个“善”的社会,或者如何达成“善治”,出现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犹太先知、苏格拉底等思想家,从而推动形成了儒家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等不同的文明形态,塑造了人类社会的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明当时没有孰高孰低,都是对“善”的一种思索,对“正义”和“秩序”的一种追寻。这构成“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社会目标的一致性,以及实践路径的多样性。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为什么会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出现轴心时代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生产力的发展。在那个时代,人类社会走出了传统的青铜时代,进入了“高科技”的铁器时代。铁器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流动,于是造就出了一个新的富有阶层,这个新崛起的经济力量不甘心于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对当时由世袭贵族垄断社会政治权力的局面非常不满。“始于公元前750年前后的经济扩张,其主要结果是,经过一段时间产生了一个富人集团。这个集团……必然日益感到被排斥在政治特权之外,是非法的和不讲道理的”,他们要终止这一社会状况。

可以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就是传统的社会秩序(由世袭贵族主导的社会秩序)崩溃、新社会秩序(由豪门贵族主导的)确立的时代。一如著名古史学家刘家和先生指出的,“约公元前8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血缘关系在印度、希腊和中国都经历了一个削弱或解体的过程”,取而代之的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



“新轴心时代”


从全球史的视角看,人类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这一“新轴心时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们开始走出对西方模式的迷恋,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重新展开多元化思考和探索;其次,世界上出现了推动新的国际体系或秩序形成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全球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历经动荡和剧变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在广大的第三世界是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寻求“去殖民化”,反对美国或者西方霸权。另一方面,欧美社会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需要强调的是,欧美社会的这些社会运动正是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推动下才形成的,而且,在整个“六十年代”,第三世界的反殖民运动始终都在为欧美的社会运动、新左派知识分子提供着重要的斗争策略和理论资源。关于这一点,美国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经有过十分贴切的表述:“六十年代”有着一个“第三世界”的开端。

因此,我们认为,“六十年代”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正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广大的第三世界能够直接而“主动”(不是被动)地影响欧美社会的发展,致力改变由西方社会主导世界秩序的局面,改变由西方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如果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的那个轴心时代,哲人们是在各自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如何达到一种“正义”秩序的话,那么,“六十年代”开始的“新轴心时代”,则是在全球文明互动的形势下,致力实现国家、民族、族群、性别的各种身份的平等,反对造成各种不公的“强权”或“霸权”。在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运动人士的想象中,他们的斗争具有一个共同的终极目标,并形成一种“全球意识”,即对“主导性的权力结构、文化体系和日常生活的方式和行为发起挑战”。这种挑战对欧美等西方国家而言,是内部的社会运动;对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对国际政治、国家之间权力结构发起的挑战,也就是反对殖民,追求民族独立;在理论上,则表现为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理论的兴起,以及对现代性理论的摈弃。

如果说公元前800年开始的那个轴心时代是得益于铁器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从而在不同的文明区域造就出了一个新的富人阶层,形成了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的动能,那么,20世纪后期逐渐加速的全球化和日益普及的互联网等新技术,则为广大西方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会,从而造就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而这些新兴经济体势必会影响到原有的国际格局。一句话,“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现在,推动世界格局和秩序重构的新的力量业已形成,西方世界无法继续一家独大,在全球治理中他们需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商量着办”,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更大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因而正处在新轴心时代的历史转折点上。

在这个新轴心时代,西方世界不应再是主导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应再是“普世适用”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形成了强大的自立意识,他们不想再被动地被西方以各种形式进行“统治”或“殖民”,如政治的、经济的、金融的、制度的、文化的、观念的统治等,或者被动地模仿西方,不再想“被表达”,被西方表达,而是要自我发展,自我表达,建构自己的话语。如果说二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引发了“六十年代”遍及欧美的社会运动的话,当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对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则相当程度上促发了欧美社会新一轮的社会抗议运动,当前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就是这一历史发展新趋势的反映。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全球治理体系的这种变革趋势已然引发了原有体系话语掌控者美欧一些国家的各种“不适”,因为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前美欧一些国家出台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措施,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以及各种“退群”、收紧移民政策、舞动关税大棒、实施技术封锁等逆全球化现象,都是这种“不适”的综合体现。

面对新轴心时代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前所未有地在世界上发挥“中国作用”,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努力避免被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欧一些国家视为“另起炉灶”,改变或者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我们主张自己是现有国际秩序(如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主要维护者,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如何“把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还任重而道远。

需要说明的是,提出“新轴心时代”的概念,是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增强议程设置能力的一个初步尝试。西方社会为维护其对世界秩序的主导和掌控,曾精心设置过一系列议程、理论,编织过舆论宣传渗透力极强的意识形态网络,如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现代性理论、人权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历史终结理论等,为遏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近年来又设计出“修昔底德陷阱”“债务陷阱”等概念。要破解西方在全球治理中的这种话语霸权,需要设置相应的议程,从学理上进行深耕,并努力使之成为全球共识。“新轴心时代”就是一个必要的理论议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轴心时代,全球治理不是以某一个国家、社会、地区、文明的规则去“统治”或“统一”整个全球社会,也不是进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社会制度的一体化、价值观念的一体化,而是必须认识到“命运共同体”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以及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和地区实践路径的多样性,然后在多样性的前提下共商、共建、共享。

总之,新轴心时代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自觉,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全球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双重加持下加速形成。不过,新轴心时代还在发展过程中。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既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遇,也潜藏着超车失败的风险。新轴心时代能否最终成型,还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取决于新旧力量的博弈与妥协。

 

       原文发表在《探索与争鸣》杂志2020年第3期。

       2020年4月7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及网站进行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4月7日。


发布于: April 20,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艾莱提:伊斯兰教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历史与现状

艾莱提,CGE副秘书长、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


历史

        ▲近代南部吉尔吉斯人统帅阿勒姆别克·达特卡在奥什修建的清真寺,来源Кыргыз Туусу。


吉尔吉斯共和国是人口只有500万人的中亚小国。主体民族吉尔吉斯人占65%,乌兹别克人占14,俄罗斯人占12%。居民的80%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在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具有1200多年的漫长历史。16世纪,吉尔吉斯人大部分已从叶尼塞河流域徙入天山西部地区。虽然他们此时已处于穆斯林的三面包围之中,但并未皈依伊斯兰教,他们依然是异教徒(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尔:中亚蒙兀儿史,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编,第376页)。明万历年间,沙伊费Sayfi的突厥文手稿中也说吉尔吉斯还不是穆斯林(W.Barthold,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I, Leiden1956,P.159)。

吉尔吉斯人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大致可以断定是在17世纪。据记载,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从中亚来的和卓伊斯哈克·瓦力曾到天山吉尔吉斯地区,在那里传教达23年之久(《和卓伊斯哈克传》转引自《柯尔克孜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页),他的活动对吉尔吉斯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将伊斯兰教势力扩张到吉尔吉斯人中去,17世纪初期,叶尔羌汗国阿帕克汗带兵侵入吉尔吉斯人的居地,结果在一场恶战中,阿帕克汗战败身亡。18世纪中期,伊斯兰教在吉尔吉斯人当中继续发展。当时的汉文史料记载吉尔吉斯人“忌猪肉,衣窄袖,敞前襟,方帽平顶,女子插雉尾以饰帽,风俗语言与回疆大同小异。”这个时期,吉尔吉斯人大致都已变成了穆斯林。

在中亚地区,沙俄政府最初保留了所有的穆斯林宗教学校。后来沙俄在土尔克斯坦的宗教政策发生变化。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地区建立后,中亚地区同外部穆斯林世界脱离开来。

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共和国出现了伊斯兰教影响增强和阵地扩大的趋势。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当代伊斯兰教的革新使相互补充和相互作用的穆斯林学校和宗教组织的数量增加,刊物印刷得到发展,领导者的声望在提高,在传教士使协助下,组织吉尔吉斯共和国公民赴穆斯林圣地朝觐(И·Э·密尔萨伊特夫:费尔干纳盆地:政治伊斯兰的特点,转引自潘志平主编:《国外中亚要论》(第一辑),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2005年9月)。

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的奥什州和纳伦州是伊斯兰教首先传入的地区, 加之与乌兹别克斯坦相接, 所以这一地区的宗教气氛比较浓厚。而中北部和东部山区受俄罗斯影响大,所以伊斯兰教的影响不深。


现状


        ▲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城市奥什苏莱曼山。


(一)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

吉尔吉斯共和国法律规定:“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建立的国家机关以及地方自治机关,根据宗教组织的要求为其解决组织、法律、社会、经营及其它问题提供帮助”。从1991年起,根据总统令,开始实行临时协调国家宗教领域政策问题的标准条例。1996年成立了国家专门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隶属政府。1998年组建了部门间宗教事务委员会。

2003年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配备了电脑技术装备和统一的局域网,制定并实施了《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信息化工程》,2003年12月建立了网站。之后在比什凯克市和其他7个州成立了宗教事务协调委员会。

根据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2005年吉尔吉斯共和国有30多个宗教及宗教组织活动。

伊斯兰教有:2000座清真寺、9个宗教法庭、25个伊斯兰中心、3个外国伊斯兰教会、1所大学、6所经学院、41所经文学校。

基督教有:279座教堂、1所女子修道院、2个宗教组织。

东正教有:3个宗教组织 、235座教堂(其中有21个外国教会、12所学校、7所中心)。

佛教有:1个联合会。

(二)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

苏联时期,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穆斯林接受塔什干的穆夫提管理。吉尔吉斯共和国独立后首都比什凯克成立了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Кыргызстан мусулмандарынын Дин Башкармасы。在各州成立宗教法庭,各州任命大伊玛目哈提普。

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中央监督委员工作职责如下:

1、监督穆夫提委员会、乌拉姆会议、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伊斯兰教的其他相关实体以及穆斯林代表大会的工作;

2、监督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及其实体的物资与财务收入和支出情况;

3、检查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各州宗教法庭、所有清真寺、宗教学校(包括伊斯兰大学、经学院和麦地里斯)以及属于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的组织的财务工作;

4、监督穆斯林群众的信访及其意见建议的吸收情况;

5、在乌拉姆会议提交监督检查工作报告进行讨论;

6、向乌拉姆会议报告工作。

1996年,吉尔吉斯共和国穆斯林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吉尔吉斯穆斯林乌拉玛委员会,是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的最高执行权力机构。任免穆夫提、宗教法官、伊玛目。确定召开穆斯林大会时间等。2003年,乌拉玛委员会有穆夫提、副穆夫提、伊斯兰教学校的领导、有威望的长者、宗教法官、伊玛目和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代表等30名委员组成。

(三)吉尔吉斯共和国穆斯林代表大会

1996年,吉尔吉斯共和国穆斯林第一届代表大会在比什凯克召开,全国选出代表参加。大会第一次全体代表会议选出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中央监督委员会的5名委员,推选阿卜杜巴赫佑夫·萨伊普江·阿吉为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中央监督委员会主席。

2000年,吉尔吉斯共和国穆斯林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比什凯克召开,中央监督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巴赫佑夫·萨伊普江·阿吉作工作报告时表示:目前在吉尔吉斯吉尔吉斯共和国有近2000座清真寺,其中近1000座正式登记注册。多数清真寺的监督工作不是很好。

吉尔吉斯共和国穆斯林代表大会过去每4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2003年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规定每7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

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多数是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回族和维吾尔族占少数。

(四)宗教法庭

宗教法庭从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地区至今一直存在。在农耕民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和维吾尔族)地区宗教法庭的作用和影响是比较大的。但在游牧民族(吉尔吉斯族、哈萨克族)地区宗教法庭的作用有时不如长老会,这是由于吉尔吉斯等游牧民族对伊斯兰教的信仰程度不高造成的。

据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统计,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宗教法庭2004年有9个,比什凯克和奥什市各有1个,其他7个州各有一个。 

(五)伊斯兰学校

据统计,吉尔吉斯共和国2004年伊斯兰学校共有48家,其中大学1所、学院6所、麦地里斯41所。

1、高等院校。没有建立现代教育的学校之前,吉尔吉斯建立的麦地里斯的作用和影响是比较大的。苏联时期,麦地里斯逐年减少、现代教育学校逐年增多。据统计,目前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伊斯兰大学有1所、伊斯兰经学院有6所。

2、麦地里斯(经文学校)。经文学校从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地区至今一直存在。有时学徒多,有时少一些。据资料显示,1892年吉尔吉斯有7所经文学校,其中5所在奥什。到1914年奥什县有89个经文点,其中7所是经文学校。吉尔吉斯共和国独立后,部分穆斯林老百姓的孩子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古兰经》,一般学习4年,但是学满4年的不多见。经文学校多数在乡村。据吉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统计,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经文学校(麦地里斯)2004年有41所,其中巴特肯州有11所、贾拉拉巴德州有2所、伊塞克湖州有1所、奥什州有 13所、塔拉斯州有2所、楚河州有11所、纳伦州有1所。

(六)清真寺

在浩罕汗国时期,南部吉尔吉斯人统帅阿勒姆别克·达特卡在奥什修建清真寺和和麦地里斯。据资料显示,1940年吉尔吉斯有90座清真寺,到1990年减少到39座 。独立到现在清真寺数量猛增到一千多座,而且半数以上都在奥什州和贾拉拉巴德州。

据吉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奥姆尔别克·玛玛玉苏波夫介绍, 截至2003年10月,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总共有1600座清真寺、1所伊斯兰大学、6所伊斯兰经文学院和41所宗教学校。

(七)朝觐

独立以来,吉尔吉斯共和国已有2万名穆斯林到沙特麦加朝觐,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来自南部三州。

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重视诺鲁孜节、古尔邦节和开斋节等传统民族节日和伊斯兰宗教节日。每逢这些节日, 国家总统都要发表电视讲话, 以示祝贺。


伊扎布特的影响


自19世纪以来,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扎布特”等组织一直在中亚或明或暗地滋长蔓延,影响着社会稳定。

(一)伊斯兰教在数量上的扩大仍在进行。吉尔吉斯共和国学者普拉佐罗夫S·M·Prozorov认为:“应该把伊斯兰教的革新与伊斯兰教向意识形态转变区分开。在我们看来,现代化意味着建立和巩固穆斯林社会的世俗宗教的管理机制,形成积极的主体――培训民族宗教界的干部。建立官方和非官方伊斯兰教的管理机构和研究部门。然而,伊斯兰教的革新进程表现出一些消极的方面:

1、传教士活动频繁(1996年至2003年243名伊斯兰教传教士从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伊拉克和沙特等国来吉尔吉斯斯坦)。

2、三个大的伊斯兰教会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安家(世界阿赫迈德穆斯林公社传教团、伊斯兰阿里-瓦科夫办事处、国际伊斯兰拯救组织)。

3、出现非法刊物(《Aramitov》和《Hizbut-Tahrir》)。

4、清真寺伊玛目不与政府合作,广收新教徒引起政府不安。

5、在国家机关注册的(官方神职人员)和没有注册的(非官方神职人员)神职人员之间出现矛盾甚至出现分离倾向。六是、穆斯林宗教人士不具备高等神学和世俗教与水平,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质量和深度有问题(И·Э·密尔萨伊特夫:“费尔干纳盆地:政治伊斯兰的特点”,转引自潘志平主编:《国外中亚要论》(第一辑),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2005年9月)。 

 (二)“伊扎布特”对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的影响。南部的奥什州和纳伦州是伊斯兰教首先传入的地区, 加之与乌兹别克斯坦相接, 所以这一地区的宗教气氛比较浓厚。2003年2月2日,在比什凯克的全民公决现场发现的伊扎布特传单中说:伊扎布特’要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地区建立由宗教领袖当权的哈里法国家(Kubat Otorbayev库巴特·奥托尔巴耶夫:伊扎布特威胁着吉尔吉斯斯坦吗?, http://www.azattyk.org 2003年3月28日)。据报道,2004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的伊扎布特成员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Mahmetjan Urumbayev玛哈买提江·乌鲁姆巴耶夫:妇女被卷进极端组织,比什凯克晚报2004年1月27日)。伊扎布特活动非常隐蔽,吉当局目前也没有准确把握其势力。

(三)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有些清真寺成为伊扎布特的宣讲台。近年来,吉尔吉斯共和国建立了大量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中大部分在修建时都得到了来自国外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许多清真寺的宗教人员接受了伊扎布特宗教极端思想,讲经坛成为宣扬伊扎布特思想的讲坛。2003年3月27日,吉尔吉斯共和国在奥什地区逮捕了一名散发伊扎布特思想传单的清真寺宗教人员。2004年7月4日,吉尔吉斯共和国内务部表示有11名清真寺伊玛目向伊扎布特组织提供庇护(http://www.azattyk.org 2004年7月4日)。

(四)经济因素可能是主要因素之一。吉尔吉斯共和国等中亚国家经济落后造成了大量的贫困和失业,伊扎布特提出的一些主张,取得了社会中下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的信任和认可。吉尔吉斯共和国穆夫提木热阿塔力·阿吉·朱马诺夫说,人们加入伊扎布特的主要原因是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Кыргыз Туусу, 2002年9月24日26日)。

(五)中亚国家打击伊扎布特成效不大。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自1999年开始对伊扎布特展开全面镇压。2002年至2003年,塔吉克斯坦共打掉上100多个伊扎布特分支机构(http://www.times.kg 2003年3月5日)。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2002年取缔伊扎布特,2003年逮捕30名伊扎布特成员(光明日报,2003年7月1日)。2003年11月4日企图爆炸玛纳斯机场美军基地的3名嫌疑人被逮捕,据报道这3人均是吉尔吉斯共和国塔拉斯州伊扎布特成员,从他们在比什凯克租用的住房中搜出了武器和关于引爆手册(http://www.azattyk.org2003年11月6日)。


资料来源:

艾莱提: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教现状,新疆社科信息,2010年第5期 。 

艾莱提: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教及其当前面临的问题,新疆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4月10日。


发布于: April 20,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郑晓强、艾莱提:加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法治化建设

郑晓强,CGE法律顾问、CGE副秘书长、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艾莱提,CGE副秘书长、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

   ▲2017年8月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向郑晓强、艾莱提、谢祥项等三位专家颁发聘任证书。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这是彰显我国在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国际形势下,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决心。

为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法治化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和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调研组从2019年4月20日至10月19日先后调研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海南省商务厅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改革发展处、海南大学和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亚太数字自由贸易研究院等单位及组织,通过走访、咨询交流和查阅文献等调研方式了解和熟悉情况。根据调研掌握情况,综合提出如下建议。

一、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应当加快出台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对于营造国际一流的自由贸易港法治环境意义重大。该法律的出台彰显了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决心,也向世界传递出中国海南将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强烈信号。高质量抓好海南自由贸易港相关立法和授权工作,全力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好立法调研等工作,加快梳理现有法律法规,通过一揽子上报和一事一议等方式及时提出调整事项,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确保立法工作和改革发展同步推进。要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等领域改革,大力推进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二、海南省商务厅牵头,应当加强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本调研组通过调研了解到,海南省总体上仍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还不够高。初步统计,2017年海南省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不到1.7%,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不到0.3%,这些与我们常常提及到的“海南是我国第二大岛,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撑点,是距离东南亚地区最近的省份,是经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航运的第一节点”在感知地位上明显不相符。

三、通过深度交流相关专家,本调研组认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需要全力争取国家在政策上对海南进出口业务方面的大力支持。目前国内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产能已经呈现过剩局面,国家也正在实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东南亚地区将会成为国内外炼油企业的下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作为地理位置独特的海南岛,有理由、有责任成为国家进出口基地建设的战略先行者。为此,需在产品出口配额、进口税务管控和进出口税收模式(建议以新加坡进出口企业为例)方面取得国家对进出口业务的政策支持。

四、要做大做强做优海南的进出口业务,本调研组认为需要简化一般贸易出口抵税流程、开展一关三检的联检提高码头运行效率。还要建立进出口业务扶持和奖励机制。

五、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各级党委要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运用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去解决矛盾和处理问题,确保法治建设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要在同级党领导下,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把法治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并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体系也应当成为法治建设的组织实施体系。在组织协调法治日常工作和依法履行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等职权时,扎扎实实而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法治建设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六、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法治的核心,是优化经济环境、增创法治优势的关键所在。而司法工作同样是法治工作的主要环节。应该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法治建设中处于执法主体的重要地位。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其范围是广泛的。可以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协商讨论和批评建议进行监督,通过会议、视察、调查、提案和建议案等多种形式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

七、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不论干什么工作,搞任何事情,开展何种活动,只有群众支持和参与,积极配合,才能取得成效。我们抓法治必须广泛深入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并把如何加强法治建设总的思路交给群众,请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献计献策。

八、海南作为自由贸易区应当尽快认真研究数字贸易互联网平台建设问题。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例如TPP(包括12个成员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达成将成为规模最大的自贸区。我国也积极发展双多边经贸关系,促进亚太一体化。我国已与22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4个自贸协定,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谈判取得进展。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科隆、美国纽约等自由贸易港的优势及特点是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税收政策、金融政策、法律环境、行业准入政策、货物监管模式、管理体制等要素。这些自由贸易港建设主要是为传统贸易即大宗商品跨境交易服务的。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球化贸易实现数字化的新趋势,要进行数字贸易。数字贸易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平台、依托数字交换技术,实现数字交易价值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国内专家提出“中美贸易摩擦是贸易规则重建的过程,对中美及其他国家均需要寻找更高层次的合作机制,中美贸易将来会在数字贸易领域进行协调并达到一种平衡。” 美国专家也提议数字自由贸易是中国和海南建设自贸区(港)与美国可以共同探讨和突破的一个领域,关键在于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创新,WTO也需要多边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参与数字贸易相关规则谈判。

九、建议海南省政府在自贸区(港)外国人才管理与服务改革方面进行探索。

(一)探索建立灵活务实且协调统一的技术移民法律体系。完善法律技术手段,做好技术移民的前期铺垫,要求更加细化签证类别,改变我国诸多规定分散的局面,加快制定《技术移民法》,并细化《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管理条例》《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等,逐步提升外国人永久居留和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管理的法律位阶和现实操作性。

(二)细化R字签证制度,海南可以探索完善外国人才R字签证签发配套实施细则,同时,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可以借鉴美国职业签证制度精细分类设计原则。

(三)细化外国人才出入境便利化政策。借鉴《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通过出入境事务办理便利化等手段增强海南自贸区对中外人才的吸引力。制定出入境管理和外国人管理的改革细则。在海南省境内打破出入境信息数据共享难壁垒,形成完善有效的信息数据互联共享机制,按照国际惯例建设统一的信息交换应用平台,建立大数据挖掘基础上的出入境风险评估系统。

(四)海南应当出台海外华裔人才居留便利化政策。海南拥有丰富的侨胞资源,海南可以学习印度的“印裔卡”制度(四代之内都可以申请),针对海外华裔人才尝试发放“华裔卡”,为海外华裔人才在华居住提供便利条件。一旦改善政策,他们往返中外,创新创业等活动会大大活跃,投资也会增加,从而快速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4月10日。



发布于: April 16,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杨楠:去激进化反恐策略的“印尼模式”评析

杨楠,CGE合作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博士后

作为“柔性反恐”理念得以实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去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反恐策略一经问世便获得国际各界的高度重视,并逐步在多国政府的具体实践中得以充实,发展为一种能够有效缓解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策略。与此同时,尽管该策略自创生至今已历经十余年的调整和演进,但无论在理论构建亦或实践操作上尚存诸多漏洞与缺陷,因此该策略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印尼长期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支温和力量”,并“充当穆斯林世界与西方国家沟通的桥梁”。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日益滋生的恐怖主义威胁成为其实现目标的最大阻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印尼顺理成章地在反恐政策体系中引入去激进化策略,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独特的“印尼模式”,为各国所关注。近年来,尽管这一模式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为探究其优势所在及问题成因,本文将从去激进化反恐策略的理论基础出发,追溯印尼政府诉诸这一手段的动因,梳理去激进化在印尼的发展史,并深入分析“印尼模式”的优势及缺陷,探讨这种特质对我国反恐体系构建与发展的启示。


去激进化反恐策略的理论逻辑


自迈入“全球反恐”时代以来,国际社会在打击和管控恐怖主义极端行径方面采取多元化措施。一方面,各国继续坚持“刚性反恐”在国家反恐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积极推动军事、情报及警务等部门的相互协调,对恐怖与激进主义者及其所属团体进行纯粹的武力打击;另一方面,诸多政治精英在意识到仅凭力量压制无法根除极端主义行径后,开始从预防而非被动反应的角度去衡量、应对这些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核心、注重身心改造与非武力手段化解危局的“柔性反恐”措施便陆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例如以公众参与为基础,侧重基层预防的“抗激进化”(Anti-radicalization);以介入并中断激进化过程为目标,侧重事态控制的“反激进化”(Counter-radicalization);以及主要在监狱和收容所实施,侧重后期矫正的“去激进化”。其中,去激进化因承担直接接触并“重塑”激进分子的重任而被视为是“反恐阵地的最前沿”。

从学理上分析,去激进化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通过交流、对话等温和措施对目标进行劝诫、说服的手段,旨在协助处于激进化状态的个人或群体实现“去个体化”和“去标签化”,促使其放弃激进主义思想与行为,并重新融入社会群体。与“反激进化”对处在意识转变过程中“半激进主体”的关注相比,去激进化更多地将传统意义上的恐怖分子视为改造对象。类属这一范畴的人在思想上已然形成了反社会的激进意识形态,在行为上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暴力行动,并对既有社会秩序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及破坏,是国家和社会现实性的威胁。

去激进化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演进皆基于同一逻辑起点,即人类因长期受到激进思想蛊惑而逐步趋向诉诸暴力行径的“极端化”是一种可控、可逆的过程。鉴于激进化是个体或群体对于激进主义献身(commitment)程度的提升,而实现这一过程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是思维及行动两个层面的嬗变。因此,作为战略和政策的去激进化,一方面要实现作用对象在行为和空间上的“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确保其思维模式的扭转及蜕变,即“康复”(rehabilitation)。正如相关研究所言,去激进化的最佳状态是“不仅要让他们(激进主义者)尝试放弃激进的宗教信仰,同时也需尝试改变他们倾向于使用暴力以达成自身需求的行为”。宏观意义上的去激进化并非单纯的“激进化”的逆向机制,它拥有独特且复杂的演变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反恐理论,还是一项亟待实践的政策,去激进化与“激进化”之间都存在一种无法割裂却又彼此独立的辩证关系。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以去激进化为主题或与之相关的论著。比起早期作品在数量上的乏陈可数,在深度上付之阙如的窘境,这些研究成果更具针对性、系统性。例如,有学者尝试借助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对人类从“激进化”到去激进化的演变过程进行回溯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一过程划分为若干个相互衔接的阶段。然而,实际情况却证明这些理论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政治体制、经济生态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异性使各国在推行该策略时施政成本千差万别,所获收益更是大相径庭。这迫使各国政治精英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在对本国外部的地缘态势、战略环境以及内部的政治诉求、社会背景、法律设置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和总体衡量后,以更为理性和现实的方式去构建适合自身的去激进化政策。

因此,尽管各国对去激进化的对象、目的以及实践策略在大体上达成了一致,但普遍适用的操作流程却是不存在的。这无疑使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个案分析成为推进该领域研究的重中之重。截至目前,全球已陆续有百余个国家将去激进化纳入自身的反恐政策体系之中。其中,与将恐怖主义作为“异质性”威胁的西方世界相比,位于中东、东南亚以及北非等地的伊斯兰国家面临更多的内生性恐怖主义威胁,可谓世界反恐战场的“桥头堡”。这些国家对于去激进化策略有更加明确的预期及更为迫切的需求,相应的实践经验也因其明显的前沿性、实用性特质而长期引发人们的关注和讨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大国,印尼对去激进化的理解与诠释自然成为政界与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


印尼政府“去激进化”策略及其演化


过去几十年中,东南亚地区曾是本土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大本营,也是“通过诉诸暴力手段建立回教国家”等激进主义思想的重灾区。尽管这种思想未能在传统温和派穆斯林占主导的印尼得以泛滥,却始终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并与该国的民主化及现代化进程相互交织,成为印尼政治经济发展的内生阻力。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卡尔托·苏威罗(Karto Suwirjo)的叛乱行径就助长了恐怖主义在该国的蔓延滋生。到了苏哈托(Haji M.Suharto)执政时代,一些受压迫的激进派穆斯林逃亡海外并成立各种反对“潘查希拉”(Pancasila)的组织,这其中就包括日后发展成为印尼最大恐怖组织的微型基地组织“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以下简称“回祈团”)。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经济危机席卷印尼,加上民主转型的混乱及中央政权的羸弱,激进主义者如鱼得水。苏哈托倒台后,民选总统,同时也是印尼最大宗教政治势力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dhatul Ulama)的领导者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逐步放松此前的宗教政策,并积极推动现代化运动,主张建立世俗国家,在引发国内宗教保守势力不满的同时,也给极端组织回流、鼓吹伊斯兰教义和宣扬激进思想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时间,回祈团及其他激进组织的规模达到鼎盛,印尼本土充分暴露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下,自2000年起每年遭受恐怖袭击的次数不断上升。

“9·11”事件爆发后,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反恐单边主义。在将东南亚确定为其“第二条反恐战线”后,印尼与大部分东盟国家便被单方面地纳入到美国的反恐协作体系之中。然而,在印尼逾2.5亿的人口中,穆斯林占近90%。一方面,印尼民主化和分权化的举措打开了民众对政策意见表达的“舆论阀门”,使民众舆论成为能够左右政府决策的力量。2001年,继任总统的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 Putri)不得不对国内激进派与温和派穆斯林力量的政治诉求予以调和,并平衡世俗力量与宗教势力在国家外交及安全政策规划中的权力比重。因此,尽管面临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但完全接轨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会遭到印尼穆斯林公民社会的强烈反对,并严重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印尼独立后,民族政策的偏差以及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导致民族分离运动猖獗,始终有一部分人将分离主义而非恐怖主义视为印尼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威胁,并视武力反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刚性反恐”自开始就没有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在既要缓解恐怖威胁给全社会带来的不安全感,同时又要确保伊斯兰群体利益的情况下,印尼政府最佳的战略选择无疑是依靠更为精妙的“软实力”来另辟蹊径,大力实施“柔性反恐措施”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藉此尽可能地平衡国内公民对自由与国家安全的诉求。这种基调给去激进化策略日后在印尼的推行及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促使印尼政府第一次重新审视自身的反恐理念,着手建构国家反恐体系。在发布一系列有关全面打击恐怖主义的声明后,印尼政府旋即制定《反恐政府条例》。一年后,基于该项条例,国会通过并出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法》(Act of Combating Criminal Acts of Terrorism,以下简称“印尼《国家反恐法》”)。这是印尼自建立以来第一部成文的反恐怖主义相关的法律,为缉捕恐怖分子与极端主义者提供了相关依据和行动指南。其中,为顺应当时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试行去激进化策略的趋势,该法律在第六章第36-37款中设有“康复项目”(Rehabilitation Program),这也是日后去激进化策略的雏形。在组织架构方面,“康复项目”由印尼行政执法机构中的独立单位“第88分队”(Detachment 88)实施。该分队被认为是印尼政府抗击恐怖主义的代表性政府机制,是爆炸案发生后第一时间组建的。第88分队独立于印尼警察系统,行动上拥有更多的自由度。《国家反恐法》的出台及第88分队的建立标志着去激进化政策在印尼开始起步。

然而,相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高调开展去激进化项目,印尼官方起初推行该策略时却表现出冷静、克制的特征,没有进一步说明“康复项目”的开展模式,也没有定期公布阶段性进展。在尤多约诺(Susilo Yudhoyono)出任总统后,印尼政府仍无法摆脱宗教党团对政策制定的掣肘,在行使相关强制命令时谨小慎微。一方面,官方宣称拒绝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界援助,高举“独立反恐”的大旗,例如2008年时任印尼外长维拉尤达(Hassan Wirayuda)表示在应对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印尼“不会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形式的援助”;另一方面,印尼的去激进化政策又与西方各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量证据显示,在印尼去激进化进程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国家反恐总局及第88分队自创立之初便具有鲜明的“西方烙印”,这些部门的行动资金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处(DSS)负责筹措和提供,团队成员的长期训练也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及澳大利亚联邦警署的专家们的联合指导下完成的。这种矛盾的背景或是印尼政府在前期以相对低调的姿态推行该计划的主要原因。

自2009年起,“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势力的迅速发展造成印尼的安全局势再度恶化。其国内先后有3个极端组织及21个宗教团体宣布支持或效忠“伊斯兰国”,并吸引了大量恐怖分子回流。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印尼政府借机对早期较为保守的反恐战略进行必要且合法的调整,去激进化策略成为调整进程中的重中之重,印尼政府陆续通过几次重要的改革完善并发展了该策略。

首先,印尼政府于2010年设立国家反恐总局(Badan Nasinal Penanggulangan Teororisme,以下简称“BNPT”),作为印尼政府内部负责制定、实行及协调去激进化等反恐怖相关政策和事务的主导机构。随后,尤多约诺先后在2010和2012年颁布两项总统指令,将BNPT提升至内阁级别,同时将法律与人权部(MinistryofLawandHumanRights)下属的矫正总局(DirectorateGeneralofCorrection,DirjenLAPAS)正式纳入去激进化政策体系之中。此后,去激进化的任务由BNPT、第88分队以及矫正总局共同承担。

其次,印尼政府尝试对监狱系统进行改革。作为去激进化政策实施的最主要场所,印尼政府深知国内因长期腐败低效而备受诟病的监狱系统对反恐效率的重要影响。为此,印尼政府于2008年与知名非政府组织亚洲协会(Asia Foundation)合作,开展一项有关监狱改革的研究。这项研究得出多项重要结论,例如涉恐分子“不应与常规犯人共同关押”以及“提高监管人员的个人能力”等。有鉴于此,印尼政府开始逐步实施涉恐分子单独关押的方案,并在美国的资助下在冼都(Sentul)建立专门的去激进化中心。

最后,印尼政府也首次将去激进化正式纳入国家反恐政策的规划之中。在其知名智库“努撒研究所”(Nusa Institute)的协助下,印尼政府于2013年制定并发布了一份长达122页的《预防恐怖主义计划》(Blueprint forPrevention of Terrorism)。这份颇具战略性意义的计划是该国迄今为止所公布的最为全面且具体,用于指导反恐怖相关工作的文件,对有关的理念、策略以及手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正如图1所示,在该文件中,去激进化与预防战略(Prevention)、保护战略(Protection)共同被纳入印尼反恐政策体系,成为其三大支柱战略之一,地位得到显著的提升。同时,文件也着重强调,应当时刻吸收来自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确保这一策略实施的有效性。此外,文件也对印尼去激进化战略所遵循的路径,即“评估”“康复”“再教育”和“重返社会”做了阶段性区分,并对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和途径做了进一步的细化。《预防恐怖主义计划》的出台标志着印尼的去激进化战略正式成型。

“印尼模式”的特点与缺陷

至2013年底,印尼的去激进化政策体系最终成型:《国家反恐法》与《预防恐怖主义计划》奠定了该体系的法理基础,BNPT、第88分队以及矫正总局则在此基础上开展具体行动。在具体运作过程中,这一体系逐步适应了印尼的文化及政治环境,形成独特的“印尼模式”。相比其他开展去激进化措施的国家,“印尼模式”拥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首先,印尼政府更为重视前恐怖分子而非宗教领袖在去激进化措施中的主导性作用。相比沙特阿拉伯、也门等国以宗教和神职人员为劝说主体的去激进化程序,让前恐怖分子担任核心角色的大胆尝试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手段。这种尝试基于两个重要假设:其一是激进分子“只会听从其他激进分子的意见”;其二就是“他们的感化手段更有助于激进行为的改变”。相比之下,正如前印尼国家反恐总局局长姆拜(Ansyaad Mbai)所重申的,神职人员“在反激进化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去激进化已经没有他们发挥作用的必要了”。在该思想的指导下,印尼警方积极促成完成去激进化课程的人员担任“说客”。自从开展这项措施以来,已出现较多的成功案例,例如前任回祈团团长阿巴斯(Nasir Bin Abbas)在去激进化后与警察通力合作,“无论是在公开亦或私下场合都持之以恒地劝说回祈团的成员”,试图让他们“重回伊斯兰教化的正轨”;同为第一次巴厘岛爆炸案要犯的伊姆龙(Ali Imron)在完成去激进化后出版图书和录音磁带,向被关押的恐怖分子宣讲他对自己行为的忏悔,并与第88分队密切合作,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去激进化工作。自2015年以来,至少有50名前恐怖分子先后加入印尼政府的去激进化团队,印尼政府对此颇为骄傲,并坚信其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回祈团激进分子的参与和介入”。

其次,印尼政府将“实物援助”(in-kind aid)而非精神感化作为去激进化的首要手段。相关研究表明,大部分极端分子是由于家庭窘迫,不得已才从事激进活动。对这些人来说,圣战“只不过是赖以维生的职业而已”。有关人员通过对印尼收容量首屈一指的波索(Poso)监狱进行抽样调研后发现,促使恐怖分子放弃其旧有思想或行为的首要驱动因素便是经济利益(见图2)。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过去五年,印尼警方在维持思想矫正手段的同时适时地强化了经济援助的强度,包括:(一)直接援助,即为涉恐犯人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险;(二)间接援助,即为探监的亲属支付旅费,为其子女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以及向其家庭成员提供衣物等;(三)后期援助,即在去激进化成功、刑满释放前,警方会为囚犯进行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并为其提供一笔出狱后的创业启动资金。此类援助覆盖了大部分被捕的圣战分子及其家庭成员,体现了“印尼模式”所具备的现实性特质。

再次,印尼的去激进化与“反激进化”、“抗激进化”等相关策略之间的密切联系使政策实施的场所不再局限于监狱,还外扩至学校、社区等地;目标对象不再局限于恐怖分子,也包括从叙利亚归国的普通民众。2012年,印尼国家反恐总局设立防恐合作论坛(Forum Koordinasi Pencegahan Terorisme,FKPT),作为完善及开发国内“软实力”反恐战略的多边研讨机制。这些举措不仅体现出印尼政府尝试填补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鸿沟,更凸显其从被动“反恐”向主动“防恐”的整体转向。正如印尼外长蕾特诺(Retno Marsudi)所言,“一个开放的去激进化策略更符合国家安全利益”。

最后,“印尼模式”的实施得到非政府组织的鼎力支持。从激进分子出狱到与社会重新融合的这段时间是评价去激进化措施是否成功的关键时期,它涉及社会各种资源的整合和协调。印尼政府缺乏后监狱时期人员管控的经验,而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宗教社团便顺势填补了这一空缺。除前述的努撒研究所以外,印尼著名智库“国际和平研究所”(Yayasan Prasasti Perdamain,YPP)也长期深度参与政府的去激进化行动,为出狱人员提供小额贷款,并安排专人协助他们进行创业;另有如“印尼杜迈联盟”(Aliansi Indonesia Dumai,AIDA)这样的城市组织负责给出狱人员寻找安排工作,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区。官方与非政府组织在去激进化上形成的联动模式有效地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政策实施的效率。

“印尼模式”去激进化策略在正式投入运作的几年时间里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据印尼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7年,先后共有999名恐怖分子在印尼国内被定罪。其中,733人在接受去激进化项目后最终被释放,剩余266人仍在狱中。尽管近七成的成功率使得印尼政府高调宣称去激进化政策获得成功,然而尴尬的是,近几年一系列恐袭事件的制造者却是接受去激进化策略后出狱的再犯,例如2016年1月14日雅加达爆炸案以及2017年2月的“高压锅爆炸案”等。这让部分印尼民众对去激进化的效果感到失望和怀疑,并开始重新审视该政策的有效性。这一窘境实际上源自“印尼模式”在运作过程中暴露出的几项重大缺陷。

第一,印尼监狱系统长期存在的如资金短缺、狱警素质良莠不齐、内部制度不健全及督察机制缺失等问题,严重阻碍去激进化工作的有效开展。以位于中爪哇努萨安邦岛(Nusa Kambangan)的监狱群为例,截至2017年7月,共有45名恐怖分子被关押在该岛的多座监狱中,其中14人位于全国安全戒备级别最高的白沙监狱(Pasir Putih Prison)。由于资源有限,该岛没有实行恐怖分子和一般囚犯分离关押的方式,因此平均一名狱警负责监管至少60名犯人,压力极大。与此同时,大部分监狱看守人员素质不高,鲜有人了解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实质。他们收受贿赂,亦或遭到威胁。滋生的腐败让极端主义囚犯能够轻易获取电子设备,并肆无忌惮地筹划自己的行动;监管不力也使这些囚犯有机会向其他囚犯传播激进主义思想,甚至整合监狱资源,孤立与政府合作的成员。上述诸多因素最终导致2016年雅加达爆炸案的发生。可以说,努萨安邦岛监狱群是印尼监狱系统的缩影。也正是如此,印尼警方甚至一度“尽全力确保高级别的圣战分子押于警局,而非监狱”,监狱的混乱程度可见一斑。

监狱的腐败与无秩序不仅会对去激进化的顺利实施造成影响,更有可能使普通囚犯因受到激进主义囚犯的影响而变得极端化。尽管印尼当局一直试图对监狱进行改革,也有大量研究报告及学术成果予以支撑,但由于资金不足以及各种社会阻力,改革举步维艰。同时,有限的改革措施亦“没有与去激进化措施进行有效的协调,而两者在逻辑上应该是紧密相连的”。尽管美国方面一直声称希望协助印尼共同完成这一任务,然而因印尼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的监狱所爆出的丑闻,美国的援助一直无法落实。综合看来,监狱系统存在的问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是去激进化措施顺利实施的最主要障碍。

第二,行动资金不足降低了去激进化策略的实施效率。据曾参与过该策略的政府人员所述,一般来讲,如果为40名左右恐怖分子实施去激进化策略的话,则每个月至少需要2400美金的经费,然而政府仅能提供300美金左右的资支持。资金短缺严重阻碍第88分队有效地实施项目。资金不足的窘境使得狱中的圣战主义者质疑去激进化政策的可信度,降低与警方合作的可能性,随之削弱警方招募下线以及获取情报的能力。同时,警方难以向出狱者兑现当初在狱中做出的承诺,这为恐怖组织再度吸纳此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印尼第二大伊斯兰组织“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曾在一段时间内试图通过为政府筹措资金来提供支持,但长期的巨额开支对于任何一个非政府组织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近两年,该组织对去激进化的参与度日渐式微,给印尼政府留下新的难题。

第三,“印尼模式”去激进化策略在具体操作时千篇一律,缺乏针对性。诚如上文所述,相关理论研究证明去激进化与“激进化”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尽管并非简单互逆,但却密不可分。任何试图对恐怖主义者的激进思维予以矫正的行为,势必离不开对其“激进化”过程的细致考察,探寻其思想产生、变化并以行动投身恐怖活动的初衷和主要动因。然而,印尼政府长期以既有程序和固定模式开展去激进化工作,缺乏因地制宜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细致考量。“整个国家反恐总局中却没有一个人尝试系统性地搜集与之有关的信息,来弄清楚他们是以何种方式、在哪里亦或为何从事这些活动。”这种情况无疑是出狱者再度走上激进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

第四,“印尼模式”重前期轻后期,缺乏对矫正效果的评估机制和狱后监管。成功的去激进化政策不仅需要着眼于激进主义者放弃激进意识形态的过程,更应当注重后期的成果巩固,对这些人是否有能力重新融入社会进行衡量,以确保他们在出狱后不会投身“原有事业”,不会诉诸恐怖主义行为,也不会再度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研究表明,若是需要评估任一阶段的去激进化政策是否奏效,最为直观的评估指标便是“重犯率”(recidivism rate)。印尼政府为去激进化政策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但却缺乏对应的结果评估及管控方略,导致近几年内重犯率持续提高。警方错将囚犯在狱中的良好表现视为去激进化完成的标志,实际上这只是其争取早日出狱的假象。据国家反恐总局副局长卡迪尔(Abdul Rahman Kadir)所言,自2016年起,印尼政府陆续释放了600余名曾参与极端行为的恐怖分子,但仅能追踪到184人的行踪。缺乏结果评估及疏于狱后监管无疑成为“去激进化的裂缝”。


结语


毋庸置疑,在当前国际反恐态势下,去激进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印尼政府可谓国际范围内推进这一策略的先行者之一。尽管该过程中成就与失败并存,但瑕不掩瑜,“印尼模式”总体上是行之有效的。若是超越社会背景与安全环境的差异性,仅考虑去激进化策略的内在机制,那么“印尼模式”无疑在几个重要环节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可借鉴的重要经验。

首先,印尼《国家反恐法》及《预防恐怖主义计划》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证明,去激进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适合国家整体反恐战略规划,并辅之以详细的实施指南。鉴于该策略在实施进程中既涉及国内治安机构,同时又牵动跨国犯罪防控部门,因此亟需利用宏观政策予以支撑,以整合政府资源,促进跨部门联动;另一方面,具体的指导方略有助于促成一种“机制化的去激进化手段”,有效明确职能分工,使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避免资源的浪费,最终使其与“硬性反恐”措施相得益彰。

其次,灵活地实施策略是确保去激进化政策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印尼政府能够根据激进主义者自身的特点,引入前恐怖分子及实物援助来落实政策,可谓匠心独运。在制定去激进化实践方略时,唯有以去激进化对象为目标,因人施策,方能使这一策略的效用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了解极端分子投身圣战的动机不仅是实施这一策略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亦能够在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最大限度地节约政府资源。

再次,去激进化策略高度情境化的特征决定了监狱及收容所等机构在整体策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应当强化监狱及收容系统的规范性,提高与去激进化策略相关的警务与监狱管理人员的素质,对其进行有关反恐怖专业技术方面的岗前培训,同时引入相应的反腐败监管及督察机制,从而为去激进化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确保策略顺利实施。印尼监狱系统因腐败导致的惨痛教训无疑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最后,后矫正时期人员的跟踪评估与监管尤为重要。在这一点上,“印尼模式”适时地引入并调动非政府资源为其提供支持,不仅极大地节约了开支,也对受矫正者重新融入社会大有裨益,值得借鉴。与此同时,“印尼模式”也因缺乏科学性的评估系统而导致“再犯率”居高不下,可见自主开发或引入一套多层次、系统化的评估体系显得十分必要。

诚然,去激进化政策无法成为开启激进主义者内心的“万能钥匙”。因此,相比将全部精力付诸于矫正极端主义者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适时引入更为实际的手段,对恐怖主义者的激进行为予以根除,无疑更易于实施,效果更佳。这也是“印尼模式”的理论内核。而“印尼模式”无疑对进一步充实我国反恐战略体系具有独特的借鉴意义。(注释略)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结构的内外张力与“阿拉伯之春”的发生演变研究》的成果。


原文刊登在《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3期。

2020年3月25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号网站转载。


资料整理: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

2020年3月25日。


发布于: April 13, 2020

作者: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