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戎，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一、今后我海外利益保护将长期受到美国因素的干扰

因美国政府继续奉行以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美国内针对中国的政治生态极其负面，因此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针对中国的负面行动和举措将严重影响我海外利益的维护。

（一）有关国家不得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

以往，中、美各自发展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并行不悖。而今后，任何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国家都将经受来自美方的巨大压力。即若要发展对华关系，就“自然以损害对美关系为代价”。尽管中国不反对甚至鼓励相关国家与美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但美方却难以接受既与美方又与中方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我在海外利益比较集中的国家以及政治和经济上比较弱小的国家蒙受的这种压力将持续增大甚至不堪重负，因此，会有不少国家因屈服于美国的淫威而不得不“背信弃义”，撕毁或者终止已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包括很多工程项目），甚至影射或公开攻讦中国。另外，许多曾坚定支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今后有可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表态变得暧昧、摇摆不定，投票不再坚定（由支持中国改为弃权或者不参加投票以避险），我国国际环境的低谷仍有可能出现。

（二）驻在国政府将陷入两难处境

未来一段时间，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许多国家对有关项目的执行力将进一步下降。许多与驻在国合作工程项目有可能走走停停，或者久议不决。严格地说，若驻在国政府或者公司亲华，则其与中国合作的相关公司将会被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栽赃陷害，遭致美方制裁。而若驻在国政府决定亲美，就难以一心一意地支持由中国企业（包括央企、国企和民企）深度参与的当地工程项目和工业园区经营。一些相关国家政府囿于美方压力，不得不对当地中资企业“动手术”，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针对中国人的攻击行为，甚至直接干扰中国企业的正常运营、有意制造事端。

（三）美国有意制造反华舆论，恶化我海外企业的运营环境

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牢牢控制着全球舆论工具，不论是公共传媒还是社交媒体，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均占有压倒性优势。不少西方媒体有意在扶持与我国有深度合作的驻在国“不良品行”的记者，发出许多妖魔化中国、歪曲事实的报道，有意在驻在国制造对中国与驻在国关系不利的言论，在我与驻在国之间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公开抹黑中国的工程项目，公开诋毁和贬低中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甚至公开攻讦中国对当地矿山的开发。

二、各种国际危机对海外利益保护的影响

（一）俄乌冲突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原本，许多发展中国家问题多多，这一次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和食品价格上涨激化了许多国内长期积累的矛盾，造成政权更迭，国家破产。斯里兰卡的国家破产固然与俄乌冲突导致食品与能源价格上涨密切相关，然根本原因还是与其错误的国内经济政策以及执政者长期贪污腐败有关。但斯里兰卡之痛居然引发西方国家对中国援助斯国行为的诋毁，甚至不少人诬告中国给斯国设置了债务陷阱。

（二）有关国家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尽管中国对相关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技术、人力，并实实在在地希望当地人民过上好日子，但由于有关国家政府自己的失误而非中国的过错，造成该国通胀加剧、债台高筑、失业暴涨、民不聊生，甚至导致有关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政局动荡。前一任政府因经济政策失败而被迫下台，继任政府因得不到国民议会的支持而摇摇欲坠。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无能的治国模式，导致有关国家再度向条件苛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筹借巨款，饮鸩止渴。在最近几个月，有个与中国十分友好的国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亲美倾向。但美方的条件十分明确，若要与我方发展关系，则必须与中国拉开距离。相关国家政府正处在首鼠两端的“为难状态”中。尽管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真心实意地援助有关国家，但依然无法改变这个国家政府在大是大非上摇摆不定的倾向。

（三）非洲国家政局变化和对中国不恰当的期望值

非洲大陆的三多

21世纪第3个十年的非洲是多事的年代。非洲也出现了西方殖民统治结束后最为动荡的年代。最近3年非洲形势体现为三多。即政变多、叛乱多、恐袭多。

首先，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非洲的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和苏丹都发生过军事政变，有些国家的军人政权迄今仍未还政于民。而政变在过去十年中在非洲大陆相对罕见。军事政变频发则反映出非洲大陆各国政权的不稳定和嫁接的西方民主制度十分脆弱以及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得不到解决。

其次，非洲国家各种反政府武装势力不断发难，如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族武装直接向联邦政府发难，曾一度强势逼近首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部各派叛乱武装不仅有邻国参与的蛛丝马迹，且已在东部刚果多个地点做大，拥兵自重。中非共和国的动乱迄今尚未平定。苏丹的达尔富尔、马里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图阿雷格地方武装依然形成地方割据，边境管控形同虚设。索马里则更是分裂为索马里兰、索马里联邦、邦特兰等多个独立或者“高度自治的政权”，统一之索马里已经不复存在。

再者，非洲大陆最近3年的另一个特点是恐怖袭击多。原有的三大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等恐怖组织仍继续盘踞在西非北部、西非与中非交汇处和非洲之角，而最近一个时期，在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边界活跃的“伊斯兰国大萨赫勒省”、“伊斯兰国西非省”、“伊斯兰国中非省”发动的暴恐行动越来越多。原先只在东非和西非活跃的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的触角已伸向了不属于穆斯林世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大有向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外溢的趋势。乌干达甚至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输出的策源地。

除了这三多外，非洲国家之间的小规模边界武装冲突不断，跨界地区匪患无穷，久剿不治。中非合作论坛开启后，中国与非洲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日新月异。但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的期望值过高，即要么要中国免除债务，要么要求中国增加援助，同样给中国政府造成压力，也给我有效捍卫海外利益增加了难度。

三、全球疫情对我海外利益的影响

自2019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肆虐长达3年，虽然全球经济有所复苏，然仍看不到全球经济全面振兴的希望，全球疫情对我海外利益造成的冲击显而易见。

（一）可持续开工存在的问题

在疫情影响下，我们在有关国家企业的开工率明显下降，且还将进一步下降。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供应链中断或者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成品的滞销也会影响我海外企业的正常运营，而且因疫情也导致很多驻在国与我合作的企业难以兑现或者拒绝兑现合同条款，不再履行合作义务，导致我资金链和供应链双双断裂，以至于我工程项目停工，甚至有可能导致难以完成的烂尾工程。

（二）防控带来的困扰

另外防控为我推进海外利益带来新的风险。首先是防控带来的招工难困扰。以往我海外企业的招工对健康标准要求不高，而因担心病毒扩散，导致一些附加值高的劳动力因感染病毒疫情而得不到应聘。其次，疫情大流行又使得我海外企业在进行作业的同时，不得不将很大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应对疫情渗透和外溢的风险上，必然会增加企业在当地运营成本。还有，虽然我企业加强对当地人员的防疫管控，但无法约束当地企业职工工作之外的活动，许多当地职工，上班时仍是病毒未携带者，一夜过后，就感染了病毒，而且快速感染同一批“下班”的当地工人。中资企业的纪律和制度不得不屈服于当地实际情况，造成“疫不责众”。当然目前全球疫情的全面缓和，使得今年（2023年）中国海外企业抗疫压力减小。

四、全球反恐行动的弱化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对手，而不再将反恐视为国家战略，加上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最近两年全球恐怖组织重新崛起和暴恐活动与日俱增的现象明显。西方国家之间的反恐合作仍在继续，他们与我国之间的反恐合作停滞不前。

（一）重视巴基斯坦现象

巴基斯坦曾是国际反恐事业的最大牺牲者和贡献者。在2013年到2021年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发生率不断下降。尽管在巴基斯坦中国人长期受到恐怖袭击困扰，但自2004年到2021年的长达17年的历史上，在巴基斯坦死于恐怖袭击的中国人只有12人，而自从2021年7月14日到2022年4月26日，在9个月零12天的时间里，巴基斯坦境内就有12名中国人死于恐怖袭击。今年1月30日，巴基斯坦白沙瓦再度发生造成重大伤亡的恐袭，一所清真寺遭自杀式袭击，98名警察在祈祷时被炸死、埋死、砸死。许多在巴恐怖组织公开将中国元素作为第一袭击目标，以及反恐反恐能力的弱化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

（二）恐怖组织重新崛起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各类恐怖组织在最近数年卷土重来的趋势。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死灰复燃；伊斯兰国的各个变种如“呼罗珊省、西非省、中非省、大萨赫勒省、西奈省”等层出不穷，恐怖组织的鼻祖基地组织仍在阿富汗活动，其马格里布分支、阿拉伯半岛分支时有发动恐怖袭击。

阿富汗依然是国际恐怖组织汇集的地方。塔利班从未驱逐和遣散那些与其保持密切关系的恐怖组织（包括东伊运），也无力消灭影响塔利班政权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KP）。而基地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甚至东伊运仍能得到阿富汗塔利班的容留、庇护。阿富汗塔利班上台并不是恐怖主义势力的削弱，而是新恐怖浪潮的开始。

五、如何应对新挑战

国际环境的险恶对我海外利益保护构成了严重挑战。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几个方面改进我海外利益保护。

（一）要认真研究新的国际环境对我海外利益保护带来的新难题

首先要实实在在地把美国因素纳入我海外利益保护的范围中，今后我海外利益保护的各种方案要考虑美国因素对我各个海外工程项目的负面影响并适当做出相应的应对方案。

（二）要始终与驻在国强力部门保持密切合作

尽管我们海外利益保护的各个驻在国各种各样，政府廉洁也好，腐败也好，我们均无力改变，但海外利益保护依然要建立在我国与驻在国强力部门合作的基础之上，我们只有不断完善合作机制，改进合作模式，才能对我海外利益保护提供实质性帮助。

（三）要重视有关驻在国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

对情况发生变化和安全风险极大的驻在国要认真进行调研和提出应对方案，并根据实践逐步完善。

要重视相关国家反恐能力弱、反恐意愿弱、反恐情报偏差、反恐行动的局限（驱赶）、反恐立场的模糊（有关国家的好塔利班与坏塔利班的双重标准）以及对中方安保公司对当地中资企业安保介入不合作、不欢迎的态度，通过外交渠道以及第二、第三管道形成解决问题的突破。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戎提交2022三亚公共安全论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