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

伊瓦·毛拉纳：我是印尼雅加达拘留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当前监狱改革问题，同时也包括预防和打击印尼的暴力极端主义研究。应对和消除恐怖主义极端化，不能一蹴而就。正如印尼反恐法所述，去极端化应是有计划、综合性强、系统性强和可持续的过程，旨在消除、减少和改变存于每个人心里的恐怖主义激进思想。去极端化不会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完成。在某些情况下，你快速应对，然而总的来说去极端化进程比较漫长。你可以想象那些从孩童时代到成年时代长期生活在极端思想意识形态的人，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在短期内时间有大的思想改变。若要快速推动监管进程，你当然可以选择使用强制性手段。然而，如一些文献所述，强制性手段这往往并不有效。这与自我意识形成的极端化过程不同，这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复杂的过程。

伊瓦·毛拉纳：若我们参考印尼的反恐法，去极端化分为两种类型:监狱内和监狱外的去极端化。监狱内的去极端化针对的是与恐怖主义犯罪有关的人，而监狱外的去极端化针对的是当下没有参与恐怖主义团体，但已经表现出极端或激进思想的人。

我先谈谈监狱内的去极端化。监狱内去极端化框架下，有三个最重要的机构参与。首先是国家反恐机构，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BNPT，然后是国家警察部门，最后一个机构是印度尼西亚法律和人权部惩戒总局。传统上，国家警察部门并不负责监狱内的去极端化工作，他们的主要职责是防止恐怖袭击或摧毁恐怖主义集团或网络。

但自2020年以来，国家警察第88分队（印尼特别反恐部队）建立，专设身份识别和社会化的新机构，职责是了解某人参与恐怖主义组织和其活动的原因，然后帮助他们找到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换句话说，他们被赋予去极端化的职能。他们参与去极端化工作，并与监狱当局密切合作。印度尼西亚还有一所监狱，是惩教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目标是促使极端分子能够重新融入社会，确保他们在出狱后拥有必要的技能，能够就业。使他们可以被社会所接受，不会再参与犯罪。这类惩戒系统的目标是防止极端分子继续参与激进团体和恐怖主义活动，确保印尼惩教总局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比如我所在的组织，或邀请大学研究机构一起来开发风险评估工具。

这些机构在为他们确定正确的康复计划和治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恐怖分子囚犯的风险和需求进行评估，并确保这些工具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已经培训了数百名监狱官员如何使用它。帮助他们搞清楚工具中每个问题的含义是什么，如何收集必要的数据来录入工具（通常使用计算机软件系统）进行分析。例如，我们训练相关人员如何采访恐怖分子囚犯，如何每天观察他们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如何寻找可靠的目标和可靠的文件来支持评估。

伊瓦·毛拉纳：为了防止类似巴基斯坦或其他穆斯林国家的问题，我们要向官员强调的第一件事是不要与恐怖嫌犯进行宗教辩论，或者与恐怖分子囚犯对话。因为我们可能知道，有时候他们对宗教的理解甚至比政府官员还要深刻。

因此，我们选择阻止他们与恐怖分子进行直接辩论或对话，不谈论有关宗教问题。我们敦促他们使用更像家庭里的沟通方法，更加人性化。这样做就使的这些恐怖分子囚犯对这些相关的警官建立起信任，并不会伤害他们。最后，他们会把警官视为家人或朋友。他们逐步会敞开心扉，随着教育进程的深入而改变自己。

伊瓦·毛拉纳：在我看来，在惩教系统中进行去极端化的主要障碍，或者说原因是机构间的协调，就像你提到的那样，然后是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的缺乏。

我们来分析以下几个问题：一个是缺乏资金，惩教机构因缺乏资金很难运行去极端化项目。第二个是缺乏情报协调，主要去极端化参与者之间存在某种竞争。主要参与者不会与恐怖分子囚犯或其他机构分享他们的数据。他们有自己的分析评估工具，这意味着各个参与方可能会得到彼此不同的结果。然后他们运行各自的去极端化项目，这意味着有时他们会重复劳动。

假设某个组织在进行项目A，另外一个机构也在开展项目A，人力资源就会分散和浪费。主要的问题是受政府指派来处理囚犯的狱警培训上存在差异。有些警官接受了很多次培训，而有些警官只参加了一两次培训，培训内容有时会与其他培训重叠，重复接受同样的培训，而且培训方式缺乏改进，新的培训内容往往不足。究其原因，是印尼的法律和人权部门不曾为做恐怖分子囚犯工作的官员提供必要的课程或制度化的培训。

再有就是资金问题。基本上，印尼惩教总局只用非常有限的预算来开展去极端化项目。惩教部门还有另外其他的职能，相比对做恐怖分子囚犯工作的资金需求要大的多。

在印尼，大多数监狱里的去极端化项目都是由国家反恐机构资助的。因此，当监狱需要开展专门的去极端化活动时，他们必须联系国家反恐机构或其他部门，为项目提供所需的资源。

伊瓦·毛拉纳：在我给你举例之前，我会从影响恐怖主义前罪犯成为累犯的因素开始。根据我的经验和对去极端化过程中失败的观察，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无效的监狱改造项目。一些恐怖分子囚犯从一开始就坚决不配合执法，当警察逮捕他们时，他们发誓要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而后，他们就利用在监狱的时间来加强极端主义思想。

另一方面，监狱不能强迫他们参加去极端化项目。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未参加去极端化项目后就离开监狱，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到国家通过假释和缓刑办公室的正式监督，仍然处于高风险状态。最近有一个案例，即一个高风险的恐怖主义囚犯，他从监狱出来并未参加去激进化的项目，所以他仍属于高风险人群的成员，他把政府视为敌人。在获释后数月，就参加了去年在西爪哇的万隆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

第二个因素是教育整合进程的失败。一些已经成功参与去极端化项目的恐怖分子囚犯，被社区歧视和拒绝，甚至对他们朋友的安全或家人的安全造成影响。因此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重操旧业。最终，这将使他们重新参与恐怖主义组织或恐怖活动。

第三个因素是他们在去极端化过程中对权威的失望。在监狱里，有时当局会向恐怖分子囚犯承诺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工作机会或商业资本，诱使他们同意放弃他们的极端意识形态。但获释后，当局没有兑现对得到改造和初步转变恐怖分子的承诺。使得这些获释的前恐怖分子感觉受到了政府欺骗和愚弄。

伊瓦·毛拉纳：我认为印尼在去极端化方面可以保持现有的良好做法。但是，正如你所说，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发展，我们也需要根据恐怖主义的发展在教育改造问题上与时俱进。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早在2021年，政府就正式规定巴布亚自由运动为恐怖组织。但与此同时，现有体系还没有准备好处理伊斯兰极端分子以外的恐怖分子。我们尚无统一的国家战略、计划或策略来处置去极端化。因此，针对具有分裂主义动机或背景的恐怖分子，制定各种广泛的处置方案是非常重要。迄今，我们只关注伊斯兰恐怖分子，但未对针对分裂主义的恐怖分子给予足够的关注，比如在巴布亚的情况。

当然，印度尼西亚关于恐怖分子囚犯的改造和社会融入的一些好的做法，我想建议将前极端分子的参与和赋权作为改造过程中最突出的做法之一。监狱和88反恐特遣队参与了一名前极端分子与恐怖分子囚犯长达4个月的对话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法律和人权专家的赞赏。根据惩教总局、国家警察或预防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部门的数据，作为最佳去极端化项目之一，部分乡村居民（应当是与恐怖分子同乡）与恐怖主义囚犯之间的对话自2020年以来已成功地使数百名恐怖主义囚犯实现去极端化。

伊瓦·毛拉纳：在我看来，印尼的去极端化方案并不完美。但显然，印尼通过去极端化措施已经导致防范恐怖主义的政策获益良多。例如，2019年开始印度尼西亚就出现了这种趋势，部分原因是政府通过抓捕成功地削弱了印尼恐怖组织的能力，而许多重要的极端主义人物经过去极端化改造，最终使得印尼恐怖主义行动几乎没有高价值极端主义人物的参与，许多关于恐怖组织运作的文献所述，有经验或影响力的人物对恐怖组织的运作其实影响很大，而这些人被成功改造和转变，对反恐预防和贡献很大。

我认为印尼政府的做法是很成功的。一些重要人物从极端意识形态转变到较为温和意识形态，这影响着印尼恐怖组织的能力和行动。这可以从过去4、5年内恐怖袭击逐渐减少而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