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霞，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副教授

金桂岭，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坤鼎吴（北京）国际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外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处于快速发展态势，“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和人员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频率不断提升,中国海外中资企业和人员总体情况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增速快。自2015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亿人次以来,“走出去”的人员数量逐年速增。2019年,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边检机关检查出入境人员6.7亿人次,同比增长3.8%,其中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55亿人次。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以来中外人员交流大幅中断,2020年出境人数为负增长。但同时,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逆势增长,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净额153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占全球各国对外投资总额的20.2%。

二是规模大。持续扩大的对外开放,使得以人员和企业为主要载体的中国海外利益规模迅速扩大,即便是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亦未挡住这一态势。中国贸促会发布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2021年版)》显示,2021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936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另据统计,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2.8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5万家,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年末国(境)外企业资产总额7.9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25806.6亿美元。中国投资的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达到361.3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18.8万人,占比60.6%。2020年,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缴纳各种税金总额445亿美元。

三是分布广。据统计,海外中资企业和人员几乎遍布全球超过80%的国家(地区)。其中,亚洲的中资企业覆盖率为95.7%,欧洲为87.8%,非洲为86.7%,北美洲为75%,拉丁美洲为65.3%,大洋洲为58.3%。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相当部分中资企业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非洲、拉美等国家。可以说,“一带一路”沿线是我国海外中资企业和人员最集中的地区,也正是我国海外利益存量最大和增速最快的地区。

当前,国际形势加速深刻演变,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新冠疫情反复,给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造成巨大冲击,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进一步增多,造成我国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也给海外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带来一系列多元化风险挑战。

(—)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遏制打压已延伸至海外中资企业发展特别是共建“—带—路”领域

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虽然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停止了中美关系过去几年“自由落体”式恶化,但是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下定决心对华开展长期战略竞争,在提议设立“护栏”的同时向中国多方面挑衅,中国的海外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也成为重点目标,以力求在不引发激烈冲突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遏制中国发展,谋取美国的最大利益。

为此,美国拉拢七国集团成员在2021年峰会上打出所谓“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声称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西方替代方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拉美等地区加大攻击中国的政策宣传力度,呼吁各国减少对华依赖；加紧在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等国推动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提速“美洲增长计划”,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同时挑动矛盾,持续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分化瓦解,给“一带一路”打上“高债务”“高污染”等负面标签；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正常双边合作,阻碍共建“一带一路”布局,并利用意识形态拉帮结派,以所谓机制和规则手段群体制华。而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同美国一道,借疫情推动供应链重组,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通过打造经济繁荣网络、供应链弹性倡议等合作机制,设置新的规则障碍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各种理由升级对中国海外企业的制裁和打压。2018年以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已将超过100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加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其中既包括华为及其附属公司,也包括中国军工集团、科研院校和AI领域的知名企业。近期,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将33家中国实体列入“未经核实清单”(UVL,UnverifiedList),美国财政部的“中国军工企业”黑名单上已有约60家中国企业。

美方曾通过经济脱钩、打压科技人才、干涉内政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甚至采取了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等极端手段。可以预期，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美方伙同所谓“民主阵营国家”进一步阻挠中国海外利益拓展、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不会发生根本转变，由此将继续增加中资企业在海外生存发展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联动风险。

(二)各有关国家政治局势、社会动荡风险

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例，各国政治制度各异，部分国家正处于体制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平赤字、发展赤字问题严重，安全短板突出，治理能力低下，普遍存在政局不稳、政策多变、腐败、法治欠缺等现象，不可避免地给海外中资企业发展带来各种现实风险和潜在挑战。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部分国家政局波动、社会动乱甚至武装冲突频发。

非洲特别是西非地区政治与安全形势加剧动荡，2020~2021年共发生8次既遂或未遂军事政变，其中2021年一年内就发生6次，被联合国称作“非洲政变回潮年”。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等国先后发生政变，尼日尔、几内亚比绍政变未遂，苏丹、突尼斯、乍得等多国政局动荡。同时，欧洲难民危机持续发酵，白俄罗斯、波兰等中欧班列沿线国家边境局势紧张。英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等欧美多国也频频发生各种反防疫抗议活动，一些游行活动演变为暴力骚乱。此外，一些国家政府控局能力下降，加之美西方暗中介入搅动，导致一些国家内部社会宗教、民族文化矛盾形成爆点，不时演化为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殃及海外中资企业和人员。

(三)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等非传统安全风险

新冠疫情加剧了地区安全形势的脆弱性，一些恐怖分子和极端势力活动趁势回潮。据统计，2021年，全球恐怖袭击数量较上年上升10%。“博科圣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动恐袭数量上升37%,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地频频发生恐袭事件，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亦连续发生多起中资企业项目遭武装分子袭击事件。2021年，全球共发生恐怖袭击事件2509起，日均恐袭达7起。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和历史性冲突地区，历来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活跃之地，例如多年动荡的阿富汗、陷入内战的叙利亚，以及多次威胁中巴合作项目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外交机构的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分裂势力等。近年来，南亚地区安全形势以及恐怖主义威胁明显恶化，塔利班的重新崛起，使本土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更趋活跃。相关恐怖组织活动“独狼化”“碎片化”趋势明显，多点频发，已对中国当地中资企业构成长期且直接的现实威胁。其中，针对中方人员和机构的恐袭风险进一步突出。“巴塔”、俾路支分裂势力等接连实施对中方项目的恐怖袭击，造成中方人员伤亡。可以预见，随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进一步活跃以及南亚地区矛盾的持续突出，加之美西方对所谓新疆问题的恶意炒作，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当地中资企业和人员将处于各种恐怖主义势力的直接或潜在威胁之下，安全风险不可低估。

与此同时，几内亚湾海盗活动日益猖獗，已取代亚丁湾成为世界“最危险海域”。国际海事局的报告显示，2017年以来，几内亚湾受绑架事件影响的人员和船只数量不断增加，已成为全球海盗问题的中心地带。2018年有140人被绑架，2019年有135人被绑架，2020年全球报告的海盗袭击事件比2019年增加了20%,40%的袭击发生在几内亚湾，造成136人被绑架。2021年4月，国际海事局发布的报告显示，第一季度全球报告的海盗事件中，43%发生在几内亚湾。而2021年所有海盗绑架案，以及唯一一起致船员死亡事件，都发生在几内亚湾海域，其中包括多艘中国船舶。中国外交部和驻有关非洲国家使馆已对此多次发布安全提醒。

(四)各国社会治安和意外事故等频发

受疫情影响，相当部分国家经济发展受到重创，一些社会管控能力较弱的国家难免出现治理体系因疫崩溃、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民生问题更加突出。非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疫情导致非洲在2020年、2021年分别有3000万人和37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2021年西非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8%。2021年非洲贫困人口增长3%,西非地区约2500万人的基本食物需求得不到满足。

在经济发展受挫的社会大背景下，一些国家内部风险上升，治安形势恶化，恐怖袭击和抢劫、绑架等恶性犯罪增多，爆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也不断增大。一些不法分子借机作乱，危害中方人员和企业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21年以来，安哥拉、赞比亚、南非等非洲国家接连发生多起中国公民住宅、企业驻地或华侨商店武装抢劫案件，甚至出现人员伤亡。而尼日利亚、刚果(金)、尼日尔等国则多次发生中资企业人员被绑架等恶性案件，引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虽然疫情期间海外中国游客数量大幅减少，往年有关中国游客在海外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案例已较少见，但海外中资企业人员的交通意外事故仍然屡防不止，不时见诸报端，一些中资企业在非洲、南亚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也时有发生。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中外人员往来的逐渐恢复，各种意外事故仍将是海外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

(五)负面舆情及民意冲击风险

多年来，国际话语权始终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美西方媒体掌握着全球90%以上的新闻信息资源，近70%的海外受众是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美西方国家通过掌控的互联网、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渠道，采取各种手段唱衰、抹黑中国的正常对外经贸合作，或不断宣扬新的“新殖民主义”论调，或频频炒作所谓“债务陷阱”概念，或攻击渲染一些中国海外重大项目，或恶意炒作中资企业在海外的一些突发事件，以图破坏中资企业和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分化各国与中国关系。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不排除美西方国家将利用其舆论主导权，再度煽动“病毒溯源论”和“中国责任论”等话题，继续炒作涉疆、涉藏、涉港、台湾及人权等议题，助推海外负面舆情和反华情绪，损害中国对外合作的民意基础。据美独立新闻网站“美国展望”报道，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旨在加强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有关法案中，均包含拨款“促进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的条款。因所在国负面舆情的影响发酵，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已有多个中资企业重要项目受到挫折。

(六)新冠疫情反复和自然灾害等次生风险

至2022年年初，全球疫情趋缓，但病毒频繁变异，疫情尚未见底。欧美受奥密克戎病毒冲击严重，掀起新一波疫情高峰，单日新增确诊人数激增，不少西方国家政要也纷纷染疫，全球死亡病例已近600万。部分海外中资企业集中的发展中国家则因发展程度或治理能力有限、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短板、医疗防疫物资短缺、防控能力和经验不足、疫情监测检验漏洞较多、民众防控意识薄弱、部分战乱国家的公共卫生管理更是严重缺失，极大增加了海外中资企业防控疫情的难度。

与此同时，受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地震、洪水、山火、海啸等自然灾害增多，特别是2021年以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众频繁遭遇重大自然灾害，严重程度甚至达数十年来之最，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生命都受到巨大威胁。应急管理部记录的2021年世界十大自然灾害事件，共造成近6000人死亡，受灾人口达上亿人，而我国2021年前三季度各种自然灾害已致9494万人次受灾。海外中资企业数量众多，遍布全球，如何根据所在国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有效防范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风险，值得研究。

与日益严峻的海外安全形势随之而来的，是涉及海外中资企业和人员的各类事件持续高发。据外交部门统计，仅2021年，驻外使领馆处理各类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约6万件，外交部“12308”热线已接听求助来电超过50万通。总体上看，海外中资企业虽然在数量和规模上发展迅速，但其自身国际化经营水平、海外风险防范能力尚无法与“走出去”的步伐相匹配，亦难以适应当前错综复杂的海外安全形势，与发达国家一流跨国企业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一)风险防范意识和投入不足

受经营压力、思想认识、能力水平等方面原因限制，不少海外中资企业对海外安全重要性的认识不足，风险防范和安全保护成本投入普遍较低。一些企业将海外安保等同于国内项目的安保，既不重视对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总体掌握和判断，也不注意跟踪项目所在国安全局势发展方向；既没有专门的安全保护部门和管理团队，也没有聘请专业的安保公司，更没有建成完善的日常安全管理体系，对海外项目可能面临的日常具体安全风险缺乏信息来源，认识了解不够，也没能采取足够的安全防范和应急保障等措施。一些企业只是在派出人员之前做些简单的安全培训，存在着“不会出事”的侥幸心理，或“出了事，找警察”“有困难，找使馆”的错误期待，一旦遇到安全问题，则难以应对，极易出现情势失控和人员、财产损失。2021年3月，缅甸仰光莱达雅工业区多家中资工厂遭不法分子打砸抢烧，虽然不少企业事先都接到警报，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但缺乏足够重视和经验，安保人员明显不足，应对失当，一些企业甚至毫无防备，以致遭受巨大损失。

(二)日常安全管理薄弱

一些企业没有认真按照国内主管部门和驻外使领馆要求，做好必要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特别是一些高危地区的中资企业，安保硬件设施不符合实际需要，存在巨大安全漏洞和隐患。部分企业在安保方面完全依赖当地安保公司，缺乏对外方安保人员的有效监管，疫情之下也未能落实好疫情防控要求，导致接连发生感染甚至聚集性疫情。此外，不少中资企业员工系首次出国务工，语言不过关、法律知识匮乏、安保意识欠缺，非经大量有效培训无法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而目前部分中资企业对员工的安保培训不足，在岗培训或日常应急演练流于形式，对员工缺乏有效的安全意识教育，内部管理松懈麻痹，导致大量本可避免的安全事件频繁发生。

(三)企业自身合规意识欠缺

合规经营是海外中资企业避免发生事端、实现平稳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据国内外智库研究，多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专业合规人员占总人数的10%,而我国企业距此指标有一定差距。据中国贸促会2019年对1200多家“走出去”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9%的企业未设置专门合规部门，19%的企业未开展合规工作，企业合规培训质量参差不齐。近年来大量海外案件表明，中资企业屡屡因为公司注册、劳务人员雇用、招投标、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商业贿赂、员工证件等问题违规违法，不仅给自身利益带来损失，还造成安全事件，同时极易引发外界的炒作，给海外中资企业整体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2021年8月，刚果(金)东部南基伍省省长下令暂停了在姆文加(Mwenga)地区违规采金、破坏当地环境的6家中资矿企的经营权。刚果(金)地方政府要求这些企业的当地及外国员工必须立即离开。对于中资矿企的违规之举，中国政府态度也十分鲜明。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在推特上回应说，中方绝对不允许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公司违反当地法律法规，中国支持刚果(金)依法打击非法经济活动，并表示在经过调查后，中方有关部门已责令涉事企业尊重刚果(金)当地政府命令，全面停止相关业务，尽快撤离南基伍省。此外，相关公司还将受到中国政府的处罚。中国驻刚果(金)大使朱京也表示，支持刚果(金)打击非法经济活动，并要求涉事企业尽快撤离。而一些中资企业在当地的非法采金行为，更是引发了大量恶性安全案件。

(四)安保能力有待提升

除海外中资企业自身存在的有关问题之外，国家政府和社会层面在帮助海外中资企业和人员应对海外安全风险方面也存在一定不足。

从国家层面看，中国政府目前在领事保护方面面临着人手不足的突出问题。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曾表示，中国驻外使领馆领保官平均每个人要面对、负责20万中国公民(人次)的领保工作，而美国这一比例为1:5000,日本则大约是1:10000。由于领保人员的数量缺乏，工作负担重，在日常维护海外企业和人员安全及合法权益方面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难以实施更有力的精细化保护。同时，与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海外军事力量运用、双边执法安全合作、情报信息收集、风险预警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现实挑战。

从社会层面看，我国民间的海外安保行业建设任重道远。目前虽有诸如德威国际安保集团、华信中安、先丰集团等30多家中资安保公司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海外中资企业提供安保服务，但相较于我国海外企业的数量、发展速度和安保需求而言，中资安保公司的服务供给仍明显不足，尚处起步阶段，且面临一系列发展瓶颈，例如体量小、生存难、业务单一且同质化严重、服务质量不高等。一方面，多数安保公司国际化经验不足，在海外缺乏情报信息网络支撑，服务理念多停留在“看家护院”层面，业务范围较窄，在风险评估、动态预警、安保方案设计、对外协调沟通、处理复杂风险和制定执行工作方案等海外中资企业需求最集中的方面供给能力不足，难以提供多元化、系统性服务，缺乏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当前海外安保市场壁垒较多，竞争激烈，美西方已占据约70%的国际市场份额，尚未涉足的国家大多明令禁止外国安保公司进入，原则上准入的国家也普遍由本国强力部门垄断安保行业。实践中，海外中资企业普遍更愿聘用价格低、本土实操能力强的当地安保公司，或服务水平更高的美西方国家安保公司，仅愿将内保等低端业务交于中资安保公司。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海外中资安保公司90%处于亏损状态。由此可见，中国民间的海外安保能力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

经历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元，海外安全风险的跨国性、联动性和反复性特点也将日益突出。作为海外安全的主体责任者，“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国家层面面临的外部风险密切关联，需要时刻绷紧防范安全风险这根弦，不断强化海外安全风险的识别、防范和管控能力，积极妥善应对，加强安全管理，方能行稳致远。

(一)建立健全境外安全管理体系

一是开展安全风险识别和研判。海外中资企业应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在实施海外项目前，将开展对当地的安全风险评估作为一项刚性要求，依托各种资源和渠道，对所在国的政局情况、民族和宗教矛盾以及社会治安等进行充分评估，并认真做好对各类安全风险动态信息的收集、识别、分析和预判。可进一步加强与所在国有关部门以及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沟通交流，也可通过与国际国内有实力的风险管理和安保公司或咨询机构合作等方式开展风险评估，及时获取第一手安全信息和风险提醒。同时，加强与当地其他中资企业和友好人士的信息共享、社交媒体动态跟踪等。此外，还应重视预警信息平台的建设，建立覆盖全体员工的信息预警发布平台，遇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全员，采取相应防范和应对措施。

二是增加安保投入成本。海外中资企业要将安保投入纳入建设经营成本，不断健全和完善安保制度和措施，努力确保万无一失。要根据不同情况，坚持“一国一策”“一项目一策”,针对不同区域制定不同安防标准，因地制宜增加对驻地安防的软硬件设施投入，切实提高人防、物防和技防水平。对中高风险地区、重点项目要进行分区管理，增配安保设施，提高安防标准，增加驻地巡逻人数和频率。实践中，部分企业在立项时候没有把安保纳入企业项目的总投资规划，不愿意在安保方面增加额外投入，而所在国执法部门也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和资源投入计划，造成双方就安保问题相互推诿，一旦发生安全事件，最终还得由企业来买单。

三是做好应对各类突发和极端事件的应急预案。要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社会安全复杂局面加强预判，有所准备，在确保日常安全防范措施不放松的前提下，建立统一指挥、分级处置的应急机制，对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复、社会动荡、政局变化以及群体性冲击事件等做好有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预案，不断细化和完善紧急救助和撤离方案，及时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切实保障人员和项目安全。

(二)统筹抓好安全保护、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

海外中资企业要继续承担新冠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始终把保护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杜绝疲惫和松懈心理，在国内总部和中国驻当地外交机构的指导下，坚持“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积极协调方方面面资源，在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复工复产，实现“稳经营”“保业务”。

一方面，要坚持做好常态化防疫，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照国内标准，继续完善疫情防控方案，查补防控漏洞，统筹抓好人员管理、物资保障、环境消杀、物资储备等各项应对举措。由于海外中资企业大多实行人员集中居住和集中管理，因此尤其应注意加强各防控环节的监督落实，严控人员感染风险，全力避免发生大规模聚集性疫情。另一方面，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迅速救治染疫及重病员工的应急预案。应与当地卫生医疗和疾控部门、国际救援机构、健康保险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为企业人员的救治、转移做好准备。一旦员工中出现疑似病例，应第一时间报告国内总部及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尽快确诊救治疑似病例，分开隔离密切接触者，避免交叉感染，努力通过网格化管理模式，精准处置局部，避免影响全局。有条件的企业还可制定预案，必要时协调国内及时派出工作组、医疗队，或将重疾员工及时转运回国全力救治，切实维护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三)重视加强合规建设

海外中资企业要认真遵守相关法规，力避出现任何形式的违规行为。应借鉴参考发达国家一流跨国企业的实践经验，增加合规建设方面的投入，多角度、全方位识别合规风险，做好海外项目全方位、全周期合规风险管理和测评，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决策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努力建设符合企业实际、责任全覆盖的高标准合规管理体系。

应不断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提升同当地企业、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合作水平，更多利用本土人力资源，借助当地公关、法律、安保等服务机构，提升本地化合规能力，增进利益融合，实现多方共赢。同时，企业内部要积极建设和培育诚信与合规文化。加强培训，让高管和员工熟悉有关法律法规细节，遵守中国、所在国、关联国家法律以及具有域外效力的外国法律，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保密意识。有条件的企业，应当配备高素质、有经验的专门合规人员，制定必要的合规制度，建立并完善相关预防、预警、咨询、报告、调查、处理等程序，有效识别、拦截、上报涉嫌违法的行为，同时坚持“不设合规部门不派出”、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不经合规培训不派出”的原则，进一步压实合规文化建设。

(四)因地制宜用好外部安保力量

海外中资企业要充分依托当地资源，尽可能压实外方政府部门在安全保护方面的责任。在同外方商签合作协议时，要力争写入有关防范和应对安全风险的条款，明确安保责任，积极用好当地安保力量。同时，鉴于当前国内安保力量“走出去”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例如几乎所有国家在法律上都不允许外国安保公司在其本国成立独资安保企业，有的国家甚至不允许外国公司持枪或带设备入境开展安保工作。因此，可以考虑雇用国内一些有资质的、可以“走出去”的安保公司人员，作为企业的安全负责人、顾问或内保人员专职开展安保工作，与当地安保力量进行有效对接。同时，积极通过行业商协会发挥作用，推动政府部门加强对国内安保力量“走出去”的政策扶持，为支持海外中资安保企业做大做强搭建平台、提供助力。

(五)强化“大安全观”理念，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理念，充分尊重项目所在国的国情社情民情、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树立正确义利观，诚信守法经营，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和谐融入当地社会。力争通过与当地社会各界的友好交往，为自身筑起一道安全保障。注意妥善处理与各党派、政府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关系，应对当地存在的各种潜在矛盾和利益冲突有所了解，尽力避免卷入，多交朋友少树敌。充分尊重当地民众，善待当地员工，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的公益和慈善事业并做好宣传。实践证明，当地公共关系处理得好的中资企业，项目推进受到的阻力就比较小，发生安全事件的概率也相对较低。

(六)积极开展舆情民意应对工作

要从落实“民心相通”的高度，将舆情民意应对作为企业海外经营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一方面，要积极与所在国的利益攸关方和合作伙伴加强日常沟通，不断增信释疑，交流合作理念，放大合作效应，提升合作信心，与所在国各有关方面形成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聘请外籍人员或专业机构，与当地新闻主管机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增进交流，加强对涉及中方企业和人员的新闻跟踪。一旦出现负面舆情，应与当地媒体迅速沟通、及时澄清，消除不良影响，化解舆情风险。

(七)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管理和人文关怀

既要严格坚持“不培训、不派出”的硬性规定，也要更加注重针对海外具体情况开展的安全技能在岗培训。应经常性就应对恐怖袭击、群体性骚乱事件和绑架、枪击、撤离等不同方案进行演练，帮助员工特别是项目管理者切实提高安保意识和防范能力，并严格落实员工出入管理制度和财务资金管理制度。各企业还可依托中资企业商协会，充分交流借鉴有关安全案例，对相关典型案件进行“复盘”,总结预防和处置的经验教训，举一反三。同时，应重点加强对员工日常生活、思想状态的关心关怀，切实做好员工的情绪引导和人心安抚工作，尽力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提升海外员工的安全感、幸福感。针对疫情之下海外中资企业压力倍增的情况，企业的国内总部应充分调动资源，进一步加强对海外企业的关心和帮扶支持，做好海外员工的国内家属慰问工作。

(八)借助当地资源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众多，分布广泛，融入当地社会程度不一，可以形成一支特殊的海外安保民间力量，一些国家的侨界还成立了“华侨华人互助中心”(简称“华助中心”)和治安联防组织等服务平台。海外中资企业可以依托当地侨社资源，实现商会、侨团联手，抱团取暖。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建立安全联防联控机制，拓宽自助互助渠道，丰富安全保护手段和工具，共同增强防范和应对境外突发事件能力。（注释略）

原文来源：张蕴岭主编《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评估报告（2022）》，世界知识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124-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