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金国 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忞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中亚是土耳其“向东转”外交战略的关键一环。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开始积极介入该地区。整体而言，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的战略推进，尤其是在软实力发展方面，效果显著，已成为影响该地区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土耳其在该地区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种种挑战，许多政策的推行困难重重。究其原因，除了中亚地区本身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之外，土耳其自身实力及其身份定位或可作为理解这一问题的一个视角。鉴于此，本文从中等强国视角出发，聚焦于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的软实力，对其发展路径、成效及制约因素等做出比对性解读，以期为理解当前的土耳其对外政策提供些许启发。

一、土耳其在中亚地区战略目标的演变

因为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西方在冷战期间竭力拉拢利用土耳其，将其作为“遏制、阻止苏联向地中海、中东和波斯湾扩张的东方堡垒”。与西方结盟使土耳其获得了大量军事和安全等方面的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耳其的独立地位。但是，另一方面，长期的亲西方政策也给土耳其带来了诸多问题，影响了它与周边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鉴于此，土耳其政府在冷战后期逐步调整对外政策，日益注重发展与苏联、中国、中东及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以提高国家独立自主地位。21世纪以来，尤其是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向东转”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一）1991—2001年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的出现为土耳其提供了新的外交空间。这些国家的独立让土耳其异常兴奋，土国内一些政客和学者将此视作充满机会，且土耳其可以发挥重要影响的地区。在此背景下，土耳其积极开展与中亚国家的交流。政治上，土耳其第一时间承认并出访中亚国家，承诺利用其北约成员国身份帮助这些国家融入西方，主导建立“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加强高层交流；经济上，向中亚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紧急援助，鼓励土耳其本国企业对中亚进行投资，在解决当地原料和资源开发、运输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文化上，通过卫星无偿为中亚国家播放土耳其电视节目，出资修建土耳其国际学校，大量接收来自中亚的留学生，同时，在新独立国家修建清真寺和神职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援助。

尽管受自身实力不足和俄罗斯强势“回归”的影响，土耳其想要填补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真空”，并取代俄罗斯充当中亚地区“领导者”的梦想受挫，但是，民族、语言、文化上的相近，以及政治和经济发展上的相互需要，使得冷战结束后的头十年仍然是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的阶段，其追求地区影响力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二）2002年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

2002年，带有伊斯兰教色彩的正发党赢得土耳其大选后，结束了土耳其长期政党交替频繁和政变频发的历史，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在埃尔多安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下，土耳其经济发展速度一度超过了6%，成为“新钻十一国”和“展望五国”成员。经济实力提升使土耳其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外交自信心倍增，追求地区乃至世界大国地位的意愿日益强烈，“新奥斯曼主义”外交观应运而生，其倡导者土耳其时任外交部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Davutoğlu）提出的“战略深度主义”成为正发党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中亚是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区域。

根据达武特奥卢的观点，特殊的历史和地缘战略意义决定了土耳其能够在建立全球新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土耳其要更多地利用文化渗透和经济援助等软实力工具，“将原奥斯曼帝国统治过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土耳其轨道”，同邻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实现一体化，主导地区建设，并最终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6个大国之一。土耳其的外交重心开始转向周边，在达武特奥卢看来，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是土耳其成功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的前提条件之一。他在“与邻国零问题”政策中指出，“近几十年来，土耳其在与邻国的冲突中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所以，若要成为地区领导者并在全球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克服恐邻症并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必不可少”。土耳其在模仿欧盟“邻里政策”基础上提出的“零问题”政策，抛弃了之前对周边新兴国家“坏邻居”的地理想象，以期使土耳其成为积极的地区参与者和合作伙伴。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土耳其一改之前“突厥语国家领导者”的张扬姿态，将软实力作为外交政策的主推工具，有效利用自身与中亚国家在历史和文明上的联系，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政治融合。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更加系统化的软实力政策已被证明是相对有效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耳其改善周边环境、确保国家经济发展能源来源和提升自身影响力，并最终成为该地区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量的战略目标。

二、土耳其在中亚地区软实力的发展路径及成效

“软实力”概念最先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Nye）在1990年提出。由于当时“美国的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更认同强硬而非温和”，“软实力”概念并未得到认可，一些学者更是错误地将软实力描述为“诸如文化和商品所具有的非传统力量”，并称其“确实，只是软弱的力量”。对此，约瑟夫·奈在2004年推出《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对“软实力”的内涵做了进一步解读，指出国家软实力来自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个方面，同时强调“硬实力有时也能展现出富有魅力的软性一面”，即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软实力发展，不仅体现在对包括战略文化、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等无形资产的直接运用，还包括对经济、军事等有形资产的间接运用。软实力的这一发展理念在土耳其的中亚地区战略中得以有效体现。

（一）制度外交，强化土耳其的制度创设力

约瑟夫·奈曾强调，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帮助支持一些制度，鼓励其他国家以主导国偏好的方式来引导或限制自身行动，那么，该国在追求外交目标时就可以不需要付出像使用硬实力那样的高昂成本。简言之，能设置既有利于自身又能主导国际行为的规则和制度的能力是一国权力的重要来源，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以及在国际制度设置过程中发挥作用大小是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土耳其不断强化自身主导的“突厥语国家组织”等机构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以此提升其在该地区的软实力。

“作为现今最强大的突厥语国家，土耳其把突厥语民族的团结视为己任。”长期以来，建立突厥语国家联盟，与中亚地区的突厥语国家组建新的政治联合，并进而建立起以土耳其为轴心的跨欧亚大陆新地缘政治版图，被土耳其历届政府视为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发挥连接东西和提升国际地位的有力筹码。

1992年，在时任土耳其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SuleymanDemirel）的倡议下，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六国首脑在安卡拉举行首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强调与会各国在历史、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决定进一步就突厥语国家和地区事务加强合作。随着地区与国际局势的发展，“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逐渐无法满足土耳其扩大其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现实需求。2006年，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提出建立“突厥语国家共同体”的设想，得到了大部分突厥语国家的积极响应。2009年，在第九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上，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四国签署了《纳希切万协议》，决定成立“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 会”，以加强突厥语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提升突 厥语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2019年，乌兹别 克斯坦正式加入；2021年，第八届突厥语国家合作 委员会峰会后发布公告，该组织更名为“突厥语国 家组织”，并接纳土库曼斯坦为观察员国。作为苏 联解体以来，中亚地区出现的首个非俄罗斯主导 的跨区域国家政治经济联盟，该组织的建立使土 耳其“拥有了一个能够在欧亚大陆发挥影响的国 际组织”。另外，土耳其还主导成立了“突厥文化 国际组织”“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突厥语国家长 老理事会”“突厥世界工程师和建筑师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并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 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高层战略理事会”，与塔吉 克斯坦成立了“合作理事会”。

制度外交在提升土耳其在中亚地区影响力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土耳其积极构建其主导的地区机制，利用其多重身份，推动中亚国家加入联合国、欧安组织、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和伊斯兰会议等国际组织，以及参与中亚地区治理议程设置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它的制度创设力。

（二）文化外交，提高土耳其的文化吸引力

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软”输出方式,文化外交的目标在于“塑造一国的良好形象，增强一国在国际上的吸引力、认同度和影响力”。有效的文化外交不仅有助于发展国家间关系，还能促进文化联系，从而获得传播自身价值观和思想的机会与平台，以吸引其他国家参与到自己的文化领域中来。土耳其对中亚国家的文化外交主要表现在开展教育交流、推广土耳其语言文化及加强宗教交流等方面。

教育交流是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主要领域，也是土耳其软实力在该地区的重要体现。截至2012年，共计有1500名中亚国家学生从土耳其高校毕业。为了加强与这些学生的联系，土耳其教育部国际教育署还建立了“国际学生交流站”“土耳其毕业学生数据库”和“突厥语国家大学联盟”等平台。除了接受大量留学生之外，土耳其还在中亚地区开设了大量研究中心和教育培训机构，培养亲土耳其的年轻人，服务其长期的地区战略。据统计，截至2024年，哈萨克斯坦境内有30多所土耳其学校，学生规模超5000人；乌兹别克斯坦有超过65家土耳其教育机构；吉尔吉斯斯坦大约有25所土耳其学校；塔吉克斯坦也有6所这样的机构，学生总数超过2500人。这些学校主要依靠土耳其商人捐款（每年约200万美元）运营,因教学条件优越，教育方法先进，纪律严格，土耳其学校在中亚地区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并且，随着教育交流的深入发展，土耳其语言文化得以快速推广。

突厥语相关组织成立后，土耳其语顺理成章成为这些组织的官方语言。土耳其还十分重视媒体工具在推广语言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大力发展与中亚国家的通讯联系。1993年，土耳其合作与发展署组织召开“媒体在突厥语国家关系中的作用”会议，鼓励土耳其国内媒体前往中亚地区发展。因为语言上的相似性，土耳其电视节目在中亚国家得以快速推广。2015年，在第五届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上，通过了设立“突厥语电视台”和建立“突厥文化信息交流中心”的决议。这些媒体机构的活动在推广土耳其语言文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宗教交流也是土耳其中亚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中亚五国独立后即面临如何处理政教关系的问题，土耳其在应对传统与现代化融合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对这些国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成立于土耳其建国之初的“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在冷战结束后积极参与文化外交活动，向中亚国家提供宗教教育资金、组织神职人员培训、捐赠宗教书籍资料、修建清真寺和开设神学院等，系列活动大大提升了土耳其在中亚宗教领域的影响。

文化外交在土耳其中亚地区战略中创造的回报是高额的。一方面，文化外交提高了中亚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土耳其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增强了他们对突厥语国家文化的认同，改善了土耳其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在土耳其或是土耳其学校接受高等教育的中亚国家学生，毕业后成为各国精英，在推动土耳其中亚地区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科技外交，提升土耳其的科技影响力

二战以来，科技作为强化国家力量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备受关注，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时往往将科技作为战略利益考量，通过“科技援助的方式拉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提升在发展中国家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借此获取特定的政治、经济与外交利益”。土耳其的科技实力在全球排名并不十分靠前，但是相对于中亚国家却具有明显优势，尤其是土耳其作为北约第二大军事强国，不仅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还在维和、反恐和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这为土耳其将科技外交作为发展其在中亚地区软实力的路径提供了基础。

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很快就与中亚国家签署了系列军事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的协议，承诺向这些国家提供军事人员教育和培训。1995年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后，中亚国家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事人员前往位于安卡拉的北约培训中心接受培训。根据土耳其2006年公布的数据，共有1299名土库曼斯坦人、426名乌兹别克斯坦人、401名吉尔吉斯斯坦人和383名哈萨克斯坦人在其境内接受了相关的军事训练。2015年，土耳其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开展了“警察培训课程”，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提供人质解救谈判、打击恐怖主义组织融资和证件造假等相关内容的课程。

自20世纪90年代末，土耳其进一步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技术援助，以促进中亚国家军事领域的现代化发展。2000年，土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议，2002—2004年间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大约330万美元的无偿军事技术援助。2001年，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进一步协调和深化军事技术领域合作措施的议定书》，承诺为哈萨克斯坦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物质和技术援助。2009年，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签署了《关于向吉尔吉斯斯坦武装部队提供物质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承诺向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免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2022年，土耳其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签署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拟在卫星开发、生产和发射等领域开展合作。

此外，为了进一步扩大武器装备出口额，土耳其通过“技术转让吸引买家”。2011年，土库曼斯坦与土耳其海上巡逻艇公司签署协议，购买8艘高速巡逻舰，以满足本国海岸巡逻队的需求。根据在其境内接受了相关的军事训练。2015年，土耳其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开展了“警察培训课程”，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提供人质解救谈判、打击恐怖主义组织融资和证件造假等相关内容的课程。

自20世纪90年代末，土耳其进一步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技术援助，以促进中亚国家军事领域的现代化发展。2000年，土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议，2002—2004年间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大约330万美元的无偿军事技术援助。2001年，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进一步协调和深化军事技术领域合作措施的议定书》，承诺为哈萨克斯坦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物质和技术援助。2009年，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与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签署了《关于向吉尔吉斯斯坦武装部队提供物质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承诺向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免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2022年，土耳其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签署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拟在卫星开发、生产和发射等领域开展合作。

此外，为了进一步扩大武器装备出口额，土耳其通过“技术转让吸引买家”。2011年，土库曼斯坦与土耳其海上巡逻艇公司签署协议，购买8艘高速巡逻舰，以满足本国海岸巡逻队的需求。根据协议，土耳其还将部分巡逻舰生产技术转让给土库曼斯坦，船体的最终组装和主要系统的安装都在土库曼斯坦完成。2022年，土耳其授权哈萨克斯坦在其境内建立“安卡”无人机的组装生产线和后勤支援基地，哈国因此成为土耳其境外首个具有该型号无人机生产基地的国家。

总而言之，土耳其在中亚地区软实力的发展成效显著。除了制度、文化和科技方面，土耳其还充分发挥其在经济方面的相对优势，加强对中亚国家的发展援助。成立于1992年的“土耳其合作与发展署”，专门负责对中亚国家提供援助，根据各国的发展需求和优先关注提供财政援助和技术支持，仅1992—2001年间，土耳其给中亚的经济援助总额就高达61.58亿美元，这种土耳其式的援助模式在促进中亚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就其结果而言，有效发展和使用软实力不仅塑造了土耳其“道德行为者”的形象，使其获得了地区领导力和在大国博弈中行动的空间，还将土耳其的地缘政治优势转化为影响力，赋予其超越自身实力的国际地位。

三、土耳其在中亚地区软实力发展的制约因素

尽管土耳其的软实力工具相对丰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所制定的软实力发展原则和机制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存在，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的软实力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国家外交战略谋划既要明确自身角色，又要全面考量国家综合实力。土耳其对自身在中亚地区的身份定位是影响其软实力在该地区发展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软实力本质上具有情境性，是建立在吸引而非强制的基础之上的，通过设定偏好来传播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所以，目标受众的情绪要得到充分考虑。最后，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土耳其软实力的发展面临着与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大国，以及美国和俄罗斯等世界大国的竞争。

（一）“雄心”与实力不匹配，土耳其自身定位有偏差

“泛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外交战略，无不体现土耳其“积极建构并主导地区秩序的构想”。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土耳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松散的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袖。为此，它利用其令人羡慕的相对现代化水平、语言上的接近以及它的经济手段，力图在目前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把自己确立为最有影响的力量”。“新奥斯曼主义”的特点则是将土耳其定位为区域（以及随后的全球）超级大国，在地理和文化上充当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在外交政策上彰显伟大与自信。但是，实际上，土耳其制定的外交战略目标远超自身实力，这也是土耳其中亚地区战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所在。

土耳其一再标榜其地区领导者的角色，却无法发挥领导者的作用，既不能有效调解地区冲突，也无法确保投资规模，这使得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声望受到严重影响。另外，“软实力”与“硬实力”是相辅相成的，缺乏“硬实力”的支撑，软实力本身就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空间有限、技术相对薄弱，且资源匮乏，这些无疑都是制约其软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自正发党的第三任期（2011—2015）开始，土耳其的软实力政策便开始走低，为了证明自己在追求伊斯兰世界领导地位中的独立参与者身份，土耳其在外交政策中转而采用强硬方式，越来越多地使用“硬实力”。

（二）泛突厥主义不受欢迎，中亚国家有更多选择

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对其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前景充满了期待，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事实表明，这些新独立国家对未来有着自己的愿景，它们更感兴趣的是与安卡拉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而不是实现脱离现实的政治目标，即建立由土耳其领导的某个政治机构协调下的突厥语国家联盟。

在经历了独立之初的热情之后，中亚国家在外交上趋于成熟和冷静，对与土耳其的接触逐渐持谨慎态度。一方面，这些国家越来越担心，土耳其在中亚地区究竟在追求什么？例如，中东和近东问题专家安东·埃夫斯特拉托夫(АнтонЕвстратов)就曾指出，“自1990年代以来，土耳其就在中亚积极开展业务，但是由于地理上不接壤，土耳其始终无法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相抗衡，安卡拉遂将注意力集中到今天所谓的‘软实力’——文化和形象扩张”。但他认为，这种扩张对中亚国家而言是危险的，原因在于：土耳其将自己视为中亚各国的“老大哥”，试图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外交政策轨道。对此，中亚民主发展基金会总干事托尔加奈·乌姆贝塔利耶娃(ТолганайУмбеталиева)强调，“我们是土耳其的朋友和伙伴，我们愿意合作，但是应该本着平等的原则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哈萨克斯坦不需要一个教我们如何生活和解决内部问题的‘大哥’”。可见，对于中亚国家而言，确保自身的独立性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出于安全、政治和经济等现实因素的考量，中亚各国更倾向于多元务实的外交路线，力求在各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土耳其主导的“泛突厥主义”中所包含的“整合所有突厥语族”的思想，势必会遭到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和中国等其他拥有突厥语族人口国家的抵制，而这些国家中有一部分在整体实力方面远超土耳其，所以，与土耳其合作只是中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备选项”。总而言之，中亚国家在推行接近土耳其的政策时，大多从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出发，基于实用主义立场，在涉及文化方面时，可以谈论“兄弟情义”，但是对于土耳其认为可以很容易形成一个建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体化基础上的共同体的想法，中亚各国并不认同。

（三）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外部力量多方制衡

中亚地区本身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俄罗斯、美国、伊朗在这里都有各自的利益追求，土耳其在该地区的举动，势必会引起这些国家的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首先，土耳其的中亚政策中带有明显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该思想本身具有强烈的反俄色彩。冷战期间，“泛突厥主义”被西方视为对抗苏联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武器”，西方支持土耳其利用泛突厥主义向中亚渗透，将该地区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出去，并最终实现对苏联的肢解。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利用“泛突厥主义”扩大地区影响力的政策本身就意味着对俄罗斯国家事务的介入和干预：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出于“突厥情怀”介入车臣问题，向北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团体提供援助。在俄罗斯看来，土耳其加强与中亚国家接触的首要目的是获得相对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优势，确立其在该地区的霸主地位，这是俄罗斯无法容忍的。

其次，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受到美、土关系的影响。苏联解体后，土耳其试图宣称自己是一支能够影响中亚政策的地区力量，美国积极支持土耳其，以减少伊朗的影响力和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地位。但正发党执政以来，美、土关系龃龉不断，美国希望土耳其继续发挥地缘优势，充当其反恐和遏制俄罗斯的先锋，但是土耳其为了追求大国地位，改变了对美国一味追随的外交取向，埃尔多安政府争当穆斯林世界“领头羊”和突厥语国家“老大哥”的举动，以及追求地区中心国家地位的思想已然让西方大国感到担忧。

最后，中亚地区历来是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区，土耳其在该地区的政策势必会引起伊朗的反应。长期以来，土、伊两国在中亚地区进行着激烈的“文化战”，同为伊斯兰强国，两国都在通过文化、经济等资源的输出，争夺地区领导权。

此外，土耳其身处欧亚大陆结合处的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这种“非东非西”的处境又是土耳其地缘位置脆弱性的表现，严重制约其奉行积极独立外交政策的能力，其外交意愿和行动很容易受到多个全球行为体的干预，“土耳其对周边地区介入日趋积极并追求自己相对独立的目标时，与全球层次大国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其在中亚地区扩展影响力的举措势必会遭到俄罗斯等国家的制约，最终的结果是：作为中等强国的土耳其“只能调整自身政策进行妥协”。

四、结语

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在中亚地区“深耕厚植”，其“独具特色”的软实力发展路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土耳其的国家形象，提升了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土耳其在中亚地区软实力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因素的制约，其在该地区的软实力政策很大程度上“更像是双边关系的简单相加”，并未形成完整统一的地区战略。土耳其作为中等强国，尽管有追求地区影响力的强烈愿望和需求，但一方面受限于自身实力，另一方面受制于中亚地区本身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要成为该地区“领导者”，恐不现实。总之，对于国家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认清自身实力，摆正自身位置，如果土耳其还是执着于自己的大国梦想，推行远超自身实力的对外政策，结果必将更加远离自己的“大国梦”。（注释略）

原文刊登于《新疆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2024年3月22日，作者同意在CGE微信公众号、官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