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海外公共安全包括遍布全球的中国公民与企业的生命和财产安全。2022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影响继续发酵，尤其是迟滞经济复苏，导致一些国家政局动荡、社会矛盾丛生、暴恐事件频发。同时，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及其盟友全面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安全化”,导致大国合作停滞，全球治理遭遇挫折。在上述双重因素影响下，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海外中国公民应对新冠疫情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种族歧视、绑架、电信诈骗勒索等各类威胁，海外中资企业的营商环境也显著恶化。

领事安保为海外中国公民提供了最重要的安全保障，“春苗行动”“以预防为主”的活动和理念体现了中国领保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和创新性。针对新形势与新变化，海外中资企业的安全意识与安保措施也在同步提升和不断完善。在各方的积极实践和通力合作下，中国海外公共安全治理在经验积累、应变能力、机制建设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在新冠疫情和大国博弈双重因素影响下，世界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些变革相互影响，迫使海外中国公民与大量海外企业面临日益复杂的多重挑战。

（一）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动荡不安

首先，大国竞争主导2021年全球政治态势。突出表现为，美国联合欧洲、亚太盟友与伙伴国家，试图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在全球塑造阵营对立。2021年年初拜登政府执政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宣称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挑战稳定与开放的国际体系的国家，该国际体系事关我们希望世界运行的方式，例如规则、价值观和关系等方面”。基于这一认知，美国发动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在基础设施、高新科技、区域经济合作等多领域对中国采取战略竞争政策；加快调整特朗普时期的盟伴政策，试图构建美国主导下的遏华全球经济联盟。随着中国海外利益及海外利益保护能力的不断增长，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参与全球治理的努力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成为美国重点打击的目标。

欧洲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化进一步加强，导致海外中资企业面临严峻挑战。2021年5月，欧盟宣布暂停《欧中全面投资协定》(CAI)的批准。中东欧地区国家对华立场复杂化，部分国家更是频频在涉藏、涉台问题上触及中国“底线”。中东欧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但该地区国家对华合作意愿弱化，将中国投资政治化，甚至出现了抵制中国投资的现象，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5G基站、核能等领域的合作意愿降低。例如，罗马尼亚出台法案禁止华为等中国企业参与5G网络开发，同时还将逐步拆除已安装的前代电信设备。

其次，新冠疫情迟滞全球经济的复苏，导致部分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矛盾激化，投资环境持续恶化。英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等国频频发生反防疫抗议活动，部分活动甚至演变为暴力骚乱。在非洲特别是西非地区，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等国先后发生政变，尼日尔等国政变未遂，苏丹、突尼斯、乍得等国政局动荡。这些情况均殃及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2021年，拉美多国举行大选或中期选举。由于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度普遍上升，多国的街头政治升温，整个地区的稳定性堪忧，营商和投资环境恶化。中国是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拉的贸易与投资在2021年保持了较高增长，在拉美的中资企业已超过2700家。严峻的疫情形势导致拉美多国的失业率上升，社会治安恶化，直接冲击了中国海外公共安全。例如，在阿根廷、厄瓜多尔的中国公民、华人超市多次被抢劫，巴西还发生过针对中国公民的暴力谋杀案件。

再次，传统安全问题有喜有忧，全球差异性增大。中东地区乱中有治。中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是中东能源领域的重要外国投资者和工程承包劳务市场的运营商。2021年，巴以冲突局部升级，叙利亚内战与也门战争持续多年，和平仍然无法在短期内实现；伊拉克重建面临政局动荡、恐怖主义等多种挑战；中东地区多国国内政治危机频发。这些局部冲突以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复杂难解，使中资企业面临诸多投资风险。不过，2021年，主要中东国家的问题出现暂时性缓和迹象，这将有助于中外企业推进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

东南亚地区整体局势较为平稳，但是缅甸政局发生突变，引发国内大规模示威游行乃至军事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导致部分中资企业厂房被毁，人员受伤。部分缅甸民众将对军政府的不满情绪转嫁给中国，威胁对在缅中国公民与企业打击报复。

南亚地区安全风险上升。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重新掌握政权，阿富汗面临严峻的政治与安全风险。一方面，美国仓促撤军引发的混乱局面以及阿富汗塔利班治理能力有限，导致恐怖主义在阿富汗强势反弹；另一方面，阿富汗的武装反叛和社会动乱四起。经年跌宕的冲突战乱再加上新冠疫情及旱灾的影响，阿富汗经济亟待重启。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多次向中方释放友好信息，期待中国投资。但是，鉴于当前形势的复杂性，塔利班政府主导引进的投资项目在落实过程面临诸多挑战。

非洲地区危机凸显。西非地区政治与安全形势动荡加剧，2021年9月，几内亚突发政变，首都多处发生枪战。几内亚拥有铝土、铁矿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几内亚中资企业数量众多，政变发生后，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及时通报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并发布安全提醒。在东非地区，自2020年开始的埃塞俄比亚内战仍未结束，政局极度不稳。2021年7月，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发生数起中国公民被不明身份武装分子扣押案件。后经中国驻埃使馆协调后获释。到2021年年底，埃塞俄比亚局势持续恶化，当地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海外中国公民与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进一步提升。

最后，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严重威胁中国海外公共安全。2021年，恐怖组织频繁发动暴恐袭击，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已成为国际反恐的前沿阵地。其中，突出表现为“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利用乱局坐大成势，谋求卷土重来。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重新问鼎政权使“基地”组织倍受鼓舞，但引发“伊斯兰国”南亚分支“呼罗珊省”的强烈反击，因为双方的意识形态、战略目标不同，必然存在严重分歧。同时，“呼罗珊省”还明显增加对美军、什叶派及平民的攻击，将巴基斯坦开普省纳入其活动范围，在巴基斯坦策动的恐怖袭击数量显著增加。阿富汗政局变化与恐怖主义升级，也使中亚国家对溢出风险忧心忡忡。

近年，海外中国公民与企业成为巴基斯坦恐怖分子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暴恐袭击频率显著加快。无论是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以下简称“巴塔”)等“圣战”组织还是俾路支分裂势力，都将矛头对准中国。2021年，在巴基斯坦的中资项目遭遇多起恐袭事件。非洲暴恐威胁继续升级。随着“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激烈争锋，未来非洲或取代中东成为恐怖主义的主战场。马里、莫桑比克、乌干达、刚果(金)等国内忧外患，恐怖势力、反政府武装横行无忌，中国的海外企业、机构、人员亦成为其袭击目标。此外，美欧等国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恐怖袭击频发，极右恐怖主义威胁再次泛滥。东南亚恐怖势力在政府反恐高压下有所收缩，但并未全面溃败。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西方国家反恐战略日益内顾，国际反恐合作受到削弱。一些国家经济民生困顿、社会矛盾激化，为恐怖势力作乱提供了可乘之机。个别国家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无端抹黑指责国际社会反恐和去极端化正当举措，甚至利用恐怖势力谋求地缘私利，客观上助推了恐怖主义回潮之势。

(二)国际经济形势：经济问题被严重“安全化”“政治化”

受全球通胀持续飙升、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和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在复苏中充满不确定性，导致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继续趋向恶化。

首先，全球高通货膨胀率推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飙升，资源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受此影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国之一，由于自身定价权有限，面临着产业发展被抑制、经济安全受威胁、国际影响力被制约的严峻挑战。同时，由于一些国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高通胀压力，国内民众对当局的不满增加，当地治安状况日趋恶化，严重影响中国海外公共安全。尼日利亚、南苏丹等国均发生中国公民遇袭、被绑架等恶性事件。

其次，新冠疫情加剧中国海外企业的生存困境。一是疫情使中资海外企业的既定发展战略受到影响，企业生存安全面临困境。二是疫情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导致供应链模式由全球性和开放性逐渐向区域性和封闭性转型，互补性和合作性的产业体系逐步转向替代性和竞争性的产业体系。这种转型对中国这样已高度嵌入现行供应链体系的国家造成很大冲击，给海外中资企业的正常运营带来极大挑战。

最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持续升温，深刻影响了两国间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往来，严重危及海外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并对海外中国公民的生存造成不利影响。同时，美国对华竞争已经从经济技术领域向意识形态领域蔓延，通过大肆炒作涉华负面言论，利用所谓人权、新冠疫情等煽动对华敌意，导致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舆论持续发酵，助长了美国社会的仇华排华情绪。

(三)国际社会文化环境：正负双重影响并存发展

随着新冠疫情有所缓解，国际社会既具有疫情时期的“非常性”,又逐步恢复到“正常化”。因此，国际社会文化明显具有变化与稳定相互交织的矛盾性。

国际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冠疫情逐渐缓解。新冠疫情已不是全球民众最为担忧的问题，失业率增加、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已取而代之成为关注焦点。第二，全球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全球范围内的失业率有所下降，民众对经济复苏的信心有所增强。第三，贫富差距在国际、国内多层面加大。不仅在国家间，各国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日益加大，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第四，民粹主义运动仍具影响。民粹主义的兴起增加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内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国际社会文化的新特点对中国海外公共安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首先，社会治安持续恶化危及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作为少数群体，海外中国公民极易受到社会治安恶化的影响，成为违法犯罪案件的受害者，遭受人身及财产损失。其次，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隐形歧视和制度限制增多。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加剧，海外中国公民遭遇不同类型的种族歧视，欧美国家通过诸多手段对海外中国公民在就业、留学、投资等方面加以限制，并将其视为泄愤、仇视、嫁祸的对象；另一方面，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使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在就业、投融资等方面面临着隐形歧视和制度限制。更为严重的是，欧美国家将经济政治化、安全化、工具化，将针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海外投资限制、产业“脱钩”上升为国家行为，其根本目的是利用经济手段阻碍中国发展。

有利的变化是，社会生活逐步正常化将减少海外中国公民和企业所面临的极端安全威胁，针对海外中国公民的仇恨犯罪或将逐渐减少。

受上述多重因素影响，2021年中国海外公共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有增无减，但类型、重点领域和地域有所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征。

(一)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现状

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海外中国公民人员构成与相关安全事件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海外安全事件的数量明显下降；第二，海外安全事件涉及主体是长期居住海外的中国公民，涉事海外中国游客的数量仍然很少；第三，电信诈骗、种族歧视和公共卫生安全是海外中国公民面临的三大威胁。其中，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一直是威胁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的重要因素。同时，美西方国家借新冠疫情污名化中国，受此影响，欧美国家发生的涉华种族歧视案件明显增多。此外，电信诈骗活动对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挑战值得高度关注。一方面，“传统”的电信诈骗活动仍然猖獗，包括以捏造招工需求、提供免费旅游、参与跨境赌博等方式将中国公民骗至境外后限制人身自由甚至暴力殴打的“传统”手段；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引发新型电信诈骗活动，既包括假借办理回国机票、办理健康码、提供接种疫苗、提供包机、售卖“健康包”等实施的诈骗活动，也包括通过使用技术手段冒用使领馆之名的各类诈骗活动，如利用办理签证、旅行证件等事宜，骗取海外公民的护照、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进行各类金融诈骗活动。此类事件发生在全球各国，引发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高度重视。

不同类型的海外中国公民群体所遭遇的安全事件类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2021年，受全球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涉及中国游客的海外安全事件数量历年来最低，“旅游参赌”成为引发社会治安事件的主要原因。未来，跨境赌博、“旅游参赌”将是中国游客海外安全新的风险点。涉及中国留学人员的安全事件出现新特点：首先，诈骗事件数量上升，尤其是围绕疫情的虚假办理回国机票和健康码等新型诈骗事件多发；其次，留学人员的出入境受阻事件增多；再次，留学人员在海外遭遇种族歧视的情况增加，尤其是在欧美国家；最后，新冠疫情引发留学人员的心理疾病增多。关于中国劳务人员，受各国防疫政策，以及众多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恶化的影响，大量中国员工不得不滞留海外，社会治安始终是威胁他们安全的首要因素。同时，在非洲、南亚等地区，暴恐活动对海外中国劳务人员的生命安全威胁也显著上升。

(二)海外中资企业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

延续2021年的基本特点，新冠疫情以及美国对华经济博弈加剧，仍然是海外中资企业安全风险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美国利用规则制定、机制构建等多种手段对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的围追堵截，在高科技、芯片等战略性产业的对华“脱钩”,对海外中资企业的安全构成多重挑战。

首先，中国海外发展，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点目标。美国通过在七国集团(G7)、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框架下出台替代性基础设施建设方案，通过炒作“债务陷阱”呼吁各国减少对华依赖，以及象征性向部分国家提供项目援助等方式，设置新的规则障碍对冲“一带一路”建设，分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同时，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各种理由升级对海外中资企业的制裁和打压。未来，美国与所谓的“民主阵营国家”将继续阻挠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遏制中国发展，这会持续增加中资企业在海外生存发展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联动风险。

其次，全球部分国家政局与社会动荡，社会治安恶化，意外事故频发。正如前文所述，新冠疫情与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部分国家存在政局不稳、失业率增加、腐败从生等现象。如非洲国家政变频发，欧美国家游行抗议不断，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等国发生反政府游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威胁海外中资企业的安全。更为普遍和严重的是，各国抢劫、绑架等恶性犯罪事件多发的同时，中资企业和人员多成为攻击目标。2021年以来，安哥拉、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等非洲国家接连发生多起中资企业驻地、华侨华人商店遭遇武装抢劫案件，甚至出现人员伤亡。

再次，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居高不下。“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恐怖主义活跃，针对中方人员和机构的恐袭风险持续上升。2021年，“巴塔”、俾路支分裂势力等接连实施对中方项目的恐怖袭击，造成中方人员伤亡，例如巴基斯坦“7·14”恐怖袭击事件。未来，随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进一步活跃以及南亚地区矛盾的持续突出，加之美西方对涉疆问题的恶意抹黑，海外中资企业和人员仍将处于各种恐怖主义势力的直接或潜在威胁之中。

几内亚湾海盗活动日益猖獗，已取代亚丁湾成为世界“最危险海域”。近年几内亚湾的海盗绑架案频频发生，甚至导致船员死亡，其中就包括多艘中国船只。对此，中国外交部和驻有关非洲国家使馆多次发布安全提醒。

新冠疫情的出现凸显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对人类的挑战，也对海外中资企业带来安全风险。海外中资项目多处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有限，极大增加了中资项目企业防控疫情的难度。

最后，负面舆情及民意冲击风险。疫情之下，部分国家受美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的蛊惑，扩散涉华负面言论，引发“排华”情绪升级。中亚一些国家出现反对政府与中国开展合作的个案，非洲国家出现“中国种族歧视论”,尼日利亚奥贡州一中资企业的尼方员工甚至借此围攻企业中方人员。

此外，根据本书对中国海洋石油国际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特定行业面临的安全风险具有特殊性。全球能源结构分布的特性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相叠加，导致油气开发行业近两年面临的社会安全风险尤为突出，包括公共卫生安全、游行骚乱、局部军事冲突对企业经营发展和海外员工人身安全构成的复合型威胁。加强海外公共安全的微观研究，制定并采取相应安全措施，是未来海外公共安全治理的发展趋势。

2021年，中国海外公共安全治理仍然以应对新冠疫情为重点，同时，针对种族歧视、新型电信诈骗、暴恐活动等突出安全风险，中国驻外使领馆开展了大量的安保工作，预防性措施显著增多，机制建设继续加强。中国海外企业、中资与国际安保公司等机构，也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实力建设与制度完善，从而共同较好地维护了中国海外公共安全。

(一)领事保护在维护海外公共安全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截至2021年12月，中国已经与18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共有驻外外交机构240多个。此外，外交部还分别在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设有特派员公署。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外交机构总数最多的国家。根据统计，仅2021年，驻外使领馆处理各类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约6万件，外交部“12308”热线接听求助来电超过50万通。

首先，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展现了国际担当。第一，及时发布所在国新冠疫情发展动态，为海外公民提供各类防疫抗疫的安全提示、必要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推动东道国切实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生命健康安全。确保新冠疫情下海外中国公民的健康安全成为各驻外使领馆的重要职责。第二，“春苗行动”致力于帮助海外中国公民尽快接种新冠疫苗。2021年以来，该行动陆续在世界多国启动，一些具备条件的国家还设立了地区接种点，为周边国家有需要的同胞提供服务。截至2021年7月1日，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已协助超过170万名海外中国公民在160多个国家接种新冠疫苗。“春苗行动”成为“外交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第三，针对各类借疫情之机频发的电信诈骗事件，及时发布警示信息和具体应对指南。2021年，各驻外使领馆的此类通告数量显著增加。

其次，针对部分国家政局动荡、战事持续等安全态势，中国驻外使领馆及时发布安全通告，与各方协调配合，加强安全保障工作，并及时开展人员营救。例如，在马里、喀麦隆、尼日尔、刚果(金)、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发生战乱和暴力冲突后，中国驻外机构不定期发布安全警示。尤其是一些暴力活动殃及海外中国公民与企业时，中国驻外机构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合作维护海外公共安全。例如，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新堡市是华人纺织厂的聚集地，有百余家华人开办的纺织工厂。2021年7月该地发生暴乱后，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紧急提醒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同时，该市的华人警民中心还组建了自卫队，负责在工业区主要路段不间断巡逻，以此保障区域内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再次，加强对海外公民安全意识、遵法守法意识的教育管理。针对中国公民违反所在国防疫政策、擅自篡改相关信息等做法，中国驻外机构提醒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抗疫规定，注意个人安全和个人防护，按要求提供真实有效的核酸检测证明。

最后，驳斥和防范各类污名化中国的言论与种族歧视性人身攻击事件，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与中国国家形象。针对部分国家污名化中国的不当言论，中国驻外机构及时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对于部分国家出现的种族歧视导致的对海外中国公民的暴力袭击，驻外机构及时发出安全风险警示，提供安全保障指南，并与所在国政府和相关部门交涉、处理，以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

(二)海外中资企业致力于安保机制与能力建设

第一，防疫抗疫常态化。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初的紧急应对，到2021年开始，防疫抗疫已经成为企业生产活动的一部分，实现了常态化管理，有效保护了中资项目人员的卫生安全，并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作业。

第二，继续推进安保的机制建设与能力建设。在这方面，一些“走出去”时间早、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完备的管理模式。例如，国际油气作业者协会(10GP)推荐油气企业按照安全管理体系的理念、模式来管理，将员工健康管理体系与安全管理、环保管理等体系融合，形成统一的管理体系。在具体实践中，中国海洋石油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油国际”)完成了包括对项目所在国进行综合评估、及时有效识别风险源、建立完善的应急预案，以及对外派人员的培训等安保机制的建设。

但是，应该看到，在海外安全风险多样化的冲击下，中资企业间的安保能力差距较大。大量中小企业，尤其是一些从事零售业的华人商铺等被战乱殃及、因种族主义仇视等遭受暴恐袭击的情况显著增加。尽管各驻外使领馆及时发布各类安全风险提示，这些小型企业也采取了一些自救措施，但相关安全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

(三)国内、国际专业安保行业的服务供给能力仍然有限

安保企业是为中国海外公共安全提供保障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从实践来看，国际、国内安全企业所发挥的作用仍相当有限。

国际安保行业的特殊性制约了中国海外安保力量的“走出去”,中国民间海外安保行业建设任重道远。一方面，国内安保行业自身发展不足，主要问题包括数量少、体量小、业务单一且同一化严重等，服务供给不足。同时其国际化经验不足，在海外缺乏情报信息网络支撑，难以提供多元化、系统化服务，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海外安保市场壁垒较多，竞争激烈，美西方已占据约70%的国际市场份额，尚未涉足的国家大多明令禁止外国安保公司进入，原则上准入的国家也普遍由本国强力部门垄断安保行业。此外，在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以政府牵头或是以安保企业抱团取暖方式“走出去”的政治敏感性显著增加，极易成为美西方国家舆论炒作的焦点：

当前，国际安保行业的进展是，根据全球形势变化特点调整行业机制管理。防控新冠疫情以及各国经济复苏加大了对高标准国际安保服务的需求。但是较之世界各国各地区高涨的安保服务需求，国际私营安保行业的服务供给能力有限，国际私营安保行业亟须规范化。

国际私营安保行业具有较强的跨国性，而各国对该行业的监管方式并不统一。海外安保职能私有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跨境私营安保行业的普遍发展使得加强对海外安保行业的法律规范更具急迫性，其中主要涉及儿童、采掘业、性别、移民和边境管理、人道主义服务、网络行为和隐私数据泄漏等群体和领域。同时，考虑到特定群体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的脆弱性，包括加强海外安保服务在采掘业面临的合规风险防范，警惕海外安保服务中性别脆弱性的风险管理，促进移民和边境管理领域安保服务的合规风险防范，提升对人道主义环境的安保服务合规管理，关注海外安保服务所涉新技术和网络行为的合规管理。

尽管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公民出境人员数量减少，海外投资暂时受阻。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特征决定，未来海外经商、旅游、留学的中国公民数量还会重新增长，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意愿仍然强烈，这就意味着随着中国海外群体继续扩大，维护海外公共安全任重道远。

(一)继续推进多元一体的海外公共安全保护机制建设

美西方国家加大对华战略博弈，部分地区仇视华人的社会情绪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消减。同时，美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资源民族主义高涨、产业“脱钩”进程也将严重影响海外中资企业的生产与安全。因此，应对国际环境的大变局，未来中国海外公共安全治理仍应继续巩固和完善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公民个人“五位一体”的安保工作联动网络。其中，政府应该发挥引领作用，统筹协调各部门、海外公民和企业，以及国内外各种安保力量，加强与东道国的对话协商。而对于治理手段则应加强多样性、灵活性和针对性。

(二)优先保障海外中国公民安全

领事保护为海外中国公民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安全保障。总结2021年中国领事保护实践的主要特点，未来应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生命优先”的指导理念，突出领保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与创新性，充分利用新科技、新手段，优化领事服务的便利性，应对海外公共安全的新挑战。同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应继续加强对驻外使领馆的物力和人力投入，改变长期存在的“小马拉大车”局面。

同时，应加强对特定安全威胁的研究与经验传播。鉴于此，本书专门就海外公民绑架风险的防范与应对进行了个案研究，具体分析得出绑架事件在不同地区和国家呈现不同的犯罪形式、方法和手段。强调指出，各方须加强海外公民的安全教育培训，加强风险评估与预警，构建防范绑架劫持的安全体系，以此进一步保障海外公民的人身安全。

(三)海外中资企业的安全治理需要多方协作、共同施策

近年来，海外中资企业的“五位一体”安保机制逐渐形成，其中企业是主体、员工是基础、行业是关键、国家是保障、国际合作是助力企业作为主体，应该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加强与各方的沟通与合作。

一是强化国家各职能部门与企业的协调。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安全风险警示，助其防范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必要时协调重大安全事件的处置应对工作，同时加强政策指导，督促企业认真落实项目安全保障主体责任。

二是强化企业内部的管理与协调。例如，海油国际的实践经验是，建立以总部为中心、区域为支撑、海外作业单元为端点的全球区域化安全管理模式。

三是加强行业间的协调合作。“行业是关键”主要是指要把握特定行业的特定安全风险以及防范措施。但同时也要看到，先期“走出去”的企业，实践经验丰富，社会安全维护手段多样，可以为后“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更多帮助。例如，能源勘探、矿产开发等行业，包括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间，在人员安全与项目管理方面具有交流项目经验、在东道国及时协调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四是打通官、商、学之间的协商渠道。随着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国内智库、研究机构应发挥专业优势，及时为海外企业把控国际发展大势、应对国际安全风险挑战提供学术供给，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共同做好海外公共安全保障工作。

(四)重点强化海外中资企业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建设

海外中资企业在防范和应对各类安全风险方面存在诸多短板，须时刻“绷紧防范安全风险这根弦”。在自身安防能力建设方面，应重点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境外安全管理体系，包括开展安全风险识别和研判，增加安保投入成本，做好应对各类突发和极端事件的应急预案。二是统筹抓好安全保护、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三是重视加强合规建设，不断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四是因地制宜用好外部安保力量。五是强化“大安全观”理念，妥处与当地各党派、政府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关系，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充分尊重当地民众，善待当地员工。六是积极开展舆情民意应对工作。七是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管理和人文关怀。八是应借助当地资源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原文来源：张蕴岭主编《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评估报告（2022）》，世界知识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