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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

李伟、范娟荣: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与中国海外公共安全:挑战与应对

发布时间:2023-12-25 来源: 点击次数:453

李伟,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范娟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利用乱局坐大成势,谋求卷土重来。欧美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恐怖袭击频发,极右恐怖主义威胁再次泛滥。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退,塔利班掌权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急于填补真空地带。中亚国家对阿富汗溢出风险忧心忡忡。非洲的马里、莫桑比克、乌干达、刚果(金)等地内忧外患,恐怖势力、反政府武装横行无忌,中国的海外企业、机构、人员亦成为其袭击目标。东南亚恐怖势力在政府反恐高压下有所回退,但并未全面溃败。然而,美西方一些国家反恐战略日益内顾,国际反恐合作受到削弱。一些国家经济民生困顿、社会矛盾激化,为恐怖势力作乱提供了可乘之机。个别国家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无端抹黑指责国际社会反恐和去极端化正当举措,甚至利用恐怖势力谋求地缘私利,客观上助推了恐怖主义回潮之势。

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明显复苏


当前,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死灰复燃之势明显,其在伊拉克、叙利亚核心区继续发动针对政府军、什叶派与平民的无差别袭击。“基地”组织采取悄然复兴战略,旨在恢复“圣战”组织的龙头地位。与此同时,极右恐怖主义威胁欧美安全。

(一)“伊斯兰国”谋求重新集结

“伊斯兰国”虽遭重创,但转入地下后对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危害仍未消除。联合国报告显示,“伊斯兰国”在伊、叙核心区拥有武装分子6000~10000人,掌控资金2500万~5000万美元。“伊斯兰国”在上述两个国家组建恐怖团伙并训练成员发动袭击,保持不断滋长的势头。

在伊拉克,“伊斯兰国”策动的袭击集中在巴格达、基尔库克、迪亚拉和萨拉赫丁,主要采取游击战、伏击战、消耗战、经济战以及绑架等方式。一是袭击政府军,削弱对方实力。2021年9月,“伊斯兰国”在基尔库克附近袭击一处安全检查站,导致10名警察死亡。

二是袭杀平民,制造恐怖氛围。2021年7月,伊斯兰宰牲节前,“伊斯兰国”在巴格达萨德尔市乌海拉特(Al-Wuhailat)市场制造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至少3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称这是“针对平民可怕的炸弹袭击”。2021年1月,该组织两名武装分子在巴格达一个市场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32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三是破坏基础设施,攫取石油资源。2021年7月,“伊斯兰国”破坏伊东部迪亚拉省的高压输电线,导致该省自伊朗进口电力中断,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该组织还多次袭击基尔库克省的油田区,企图掠夺伊北部石油资源,恢复北部势力范围。

在叙利亚,“伊斯兰国”针对政府军的袭击延伸至哈马省和霍姆斯省,同时在德拉、苏韦达、哈塞克、拉卡和大马士革也很活跃。该组织有意图、有能力在叙利亚维持长期恐怖活动。一方面,继续滋扰大马士革、代尔祖尔、拉卡等战略要地,破坏能源设施,袭击政府机构和军队等。2021年12月2日,“伊斯兰国”在代尔祖尔省对两辆搭载油田工人的小巴车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该省省长表示,恐怖分子的袭击意在破坏代尔祖尔地区的工农业生产,以及正在推进的政治和解进程。另一方面,持续发动恐怖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2021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至少策动了342起恐怖袭击,造成228人死亡,其中包括135名叙军方人员。再一方面,实施“破墙”行动,试图解救同伙。2022年1月20日,“伊斯兰国”对叙东北部哈塞克省格韦兰监狱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数十名囚犯逃脱。这场劫狱引发“伊斯兰国”与“叙利亚民主军”(SDF)的冲突,并殃及居民区。这是“伊斯兰国”近3年来在叙境内发动的最大规模攻击行动。

(二)“基地”组织暗中积蓄力量

自2017年以来,“基地”组织借国际社会将火力聚焦“伊斯兰国”之机,采取隐蔽、秘密、悄然复兴的战略,试图扭转对其不利局势。从黎凡特到南亚次大陆,“基地”组织“改善”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在部分地区行使“政府机构职能”,提供“公共服务”(包括疫情期间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意图扩大支持基础、建立广泛“公信力”、增强“凝聚力”。

2021年6月,联合国报告显示,“基地”组织大部分高层头目与南亚次大陆“基地”分支分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其分支在阿富汗的加兹尼、赫尔曼德、坎大哈等地仍存在,拥有200~400名武装分子,主要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

“基地”组织分支试图转型,谋求国际合法地位。目前,“沙姆解放组织”仍是叙利亚西北部最主要的恐怖组织,拥有6000~15000名恐怖分子。2021年,该分支加强了与伊德利卜省部落和氏族委员会的联系,强化社会支持基础,同时还不断寻求国际社会将其从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谋求“洗白”暴恐身份。该分支头目朱拉尼多次宣称,将放弃跨境“圣战”理念,集中精力治理已控制区域,不会威胁美欧等国的任何安全和经济利益。美官员也表示不再将“沙姆解放组织”视为恐怖组织,可在一定条件下与其对话。索马里“青年党”放弃全球“圣战”目标,转而关注当地问题,谴责索马里当局,批评其缺乏治理能力。该组织在索马里南部建立影子政府,向当地民众提供优于政府的社会服务。

(三)极右恐怖主义威胁再次泛滥

自2014年以来,极右恐怖势力在北美、西欧和大洋洲等地区的西方国家策动袭击的次数激增250%,致死人数增加709%。20142019年,西方国家每年都发生至少35起极右恐袭事件。在美国,极右恐怖主义规模已超过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本土最大的恐怖威胁。2020年10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首份《国土安全威胁评估报告》(HomelandThreatAssessment),强调“在国内暴力极端分子中,种族和民族动机的暴力极端分子——特别是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WSEs)仍将是美国最持久、最致命的威胁”。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1月至2020年5月,美国共发生893起恐怖袭击(包括已实施及被挫败的),其中极右恐怖袭击与恐袭阴谋占比最多,高达57%。2021年1月6日,美示威者冲击国会大厦造成5人死亡。冲击者包括阴谋论团体“匿名者Q”、极右组织“骄傲男孩”(ProudBoys)等成员。随后,拜登政府将应对极右恐怖主义列为优先事项。同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特朗普支持者1月6日袭击美国国会大厦是“恐怖分子”的叛乱,旨在推翻“美国人民意愿”。

有专家警告称,如果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等仇恨意识形态继续发展,美国本身或将助长第二波全球恐怖主义浪潮。在欧洲,极右恐怖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目标和组织形式,主要攻击“非白人”。新纳粹暴力组织与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在德国与西班牙等国被解散。目前,德、英等国极右恐怖主义威胁升高。2020年2月,德国将极右恐怖主义列为德面临的“首要安全威胁”。英国2020年官方数据显示,需要采取去极端化措施的人员中,约1/4与极右意识形态有关,数量比具有其他极端倾向的人高出10%。此外,西方国家极右恐怖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美、德、澳、加等国极右极端分子纷纷通过互联网共享宣传、招募、筹资和训练经验,并到彼此国家参加活动,互相勾结。值得注意的是,极右恐怖势力正在欧美地区积极招募警察和士兵。2021年4月1日,一名22岁警察为被禁止的新纳粹恐怖组织招募人员而被定罪,成为英国首个因涉嫌参与极右恐怖主义而被定罪的警察。

当前,日趋活跃的极右恐怖势力正利用新冠疫情引发的广泛混乱和民众恐慌情绪,在Telegram、Gab、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等在线平台大肆鼓吹阴谋论,煽动仇恨情绪,企图招募成员、筹集资金,促使更多成员激进化,甚至直接鼓动成员将新冠病毒用作生化武器。2020年3月,美国36岁的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企图以汽车炸弹攻击一家医院,后被联邦调查局击毙。2021年3月,一些极右聊天用户敦促民兵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

二、地区恐怖主义形势恶化


自2021年以来,在新冠疫情蔓延、经济持续衰退、地缘政治格局调整、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恐怖组织趁机加大蛊惑力度,加紧“招兵买马”,频繁发动恐怖袭击。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一些国家,如阿富汗、菲律宾、马里、布基纳法索、乌干达、刚果(金)、莫桑比克等已成为国际反恐的前沿阵地。

(一)南亚暴恐形势生变

首先,阿富汗暴恐局势发生剧变。美国撤退及阿塔掌权后,“伊斯兰国”南亚分支“呼罗珊省”活动异常猖獗。2022年1月的联合国报告显示,阿塔释放数千名囚犯后,“呼罗珊省”的兵力已从2200人增至近4000人。“呼罗珊省”在阿富汗东部控制的领土有限,但有能力发动高调、复杂的袭击。一方面,“呼罗珊省”成为塔利班头号敌人,其攻击的强度、烈度直线上升。双方因意识形态、战略目标不同存在严重分歧。“伊斯兰国”不仅将塔利班视为战略对手,甚至称其为“肮脏的民族主义者”和叛徒。因此,在阿塔掌权后,“呼罗珊省”加大了攻击频率。2021年9月18日至11月30日,“呼罗珊省”对阿塔发动了76次袭击,而2020年只有8次。2021年11月2日,该组织通过爆炸、枪击袭击阿富汗最大军事医院,导致至少19名塔利班安全人员死亡(包括塔利班高级别指挥官、副国防部长哈姆杜拉·莫赫利斯)、43人受伤。另一方面,明显加强对美军、什叶派及平民的进攻。2020年,“呼罗珊省”在阿富汗发动袭击84次,而2021年前11个月达304次,数量增长303%。袭击主要集中在喀布尔与贾拉拉巴德等地。2021年8月,该组织在喀布尔机场策动“8·26”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82人死亡(包括13名美军和3名英国公民),这是10年来造成驻阿美军伤亡最多的事件。美国情报部门评估,“呼罗珊省”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动攻击。“呼罗珊省”还将目标直指什叶派,其针对昆都士市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制造的“10·8”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至少46人死亡、143人受伤;针对坎大哈市一座什叶派清真寺的“10·15”袭击,造成至少47人死亡、90多人受伤。

其次,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严峻。一方面,恐怖组织针对中国在巴企业的袭击升级。2021年4月21日晚,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奎达一家豪华酒店(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当日在该酒店下榻)停车场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5人死亡、12人受伤。随后“巴塔”(TTP)宣称对该事件负责。同年7月14日,巴基斯坦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中方通勤班车遭遇恐怖袭击,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8月12日,巴基斯坦政府宣称该案是在阿富汗策划,由“巴塔”斯瓦特分支具体实施,袭击者所属恐怖组织得到印度、阿富汗情报部门支持。除“巴塔”外,俾路支省、信德省的分裂势力也将矛头指向中国在巴企业。2021年8月20日,巴基斯坦瓜达尔东湾快速路项目人员车队(载有中国公民)通行途中,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两名巴基斯坦儿童死亡、3人受伤(包括1名中国公民)。“俾路支解放军”(BLA)宣称负责,叫嚣称“对中国工程师车队进行了一次“自我牺牲’的袭击”。

另一方面,阿富汗恐怖分子可能向巴基斯坦流窜。2020年7月以来,10个反巴基斯坦的激进组织与“巴塔”合并,“巴塔”实力进一步增强,策动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更加频繁。“伊斯兰国”分支也将恐怖触角伸向巴基斯坦。2021年中以来,“呼罗珊省”将巴基斯坦开普省纳入其活动范围,近期在巴基斯坦策动的恐怖袭击事件较2021年上半年有所增加。

最后,马尔代夫局势不容乐观。2021年5月6日,马尔代夫首都马累爆发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袭击者采用简易遥控爆炸装置对议会议长、前总统纳希德发动袭击,将其严重炸伤。同年5月16日,“伊斯兰国”英文杂志《印度之声》第16期推出题为“来自马尔代夫的兄弟”的定期专栏,敦促支持者帮助囚犯越狱或以其他方式支持他们。

(二)非洲沦为暴恐势力新的“角斗场”

近年来,非洲暴恐威胁继续升级。随着“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激烈争锋,未来非洲或取代中东成为恐怖主义的主战场,非洲各区域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皇现有升有降的特点。从外因看,除非洲外,其他地区的反恐前沿国家不断加强反恐举措,反恐能力逐渐提升,“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在这些地区的活动空间相对减少,因此将非洲作为渗透、转移的目的地或中转地。从内因看,非洲各国是否面临恐怖主义威胁与本国内部是否安全稳定息息相关,政府控局能力、治理能力以及打恐能力有限的国家更容易成为恐怖主义肆虐的重灾区。加之一些国家,如莫桑比克、乌干达等国的本土恐怖势力与“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势力勾结,使非洲恐怖主义局势更加严峻复杂。

首先,西非恐怖主义持续蔓延。一方面,“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分支利用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安全部队疲惫不堪,以及武装团体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不断拓展势力范围。2021年以来,“伊斯兰国”分支“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杀害了数百名平民。该分支现有成员400~1000名,在几次行动受挫后,在尼日尔利普塔科采取了更具防御性的措施,目标是向尼亚美和塔瓦扩展。“伊斯兰国西非省”扩张势力范围,不断在喀麦隆、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并通过缴获战利品、勒索当地居民等方式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博科圣地”继续在尼日利亚为非作歹。2021年8月25日,“博科圣地”数百名武装分子袭击尼日尔东南部迪法省一处军事据点,造成16名士兵死亡,9人受伤。联合国评估称,“博科圣地”冲突已导致该地区超过340万名平民流离失所。“博科圣地”头目阿布巴卡尔·谢考于2021年5月死亡后,其竞争对手“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实力得到加强,并试图整编“博科圣地”的作战人员。

其次,中东部非洲恐怖主义威胁抬升。一是“伊斯兰国”影响力扩大。“伊斯兰国”于2021年3月短暂占领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省的帕尔马镇,表明其在非洲影响力再次扩大。2020年8月以来,莫辛布瓦港口被“伊斯兰国”控制。在莫桑比克,“伊斯兰国中非省”在该国附近海域实施绑架和敲诈勒索等恐怖活动,并从该地区的银行抢劫了200万美元。在刚果(金),“伊斯兰国”与本土恐怖组织“民主同盟军”相勾连,将行动区域扩大至北基伍省贝尼地区和伊图里省南部地区,制造了多起针对平民和安全部队的袭击事件。此外,受“伊斯兰国”影响,乌干达“民主同盟军”再次在乌国内发动恐怖袭击。二是“基地”组织持续策动恐怖袭击。2019年前4个月,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每月平均发生32起由“基地”组织分支“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JNIM)制造的暴力事件,2020年同期平均每月发生41起,2021年增至59起,比2019年增长84%。三是索马里“青年党”巩固势力范围。目前,该组织拥有武装分子7000~12000名,主要利用自杀式炸弹和汽车炸弹对索马里政府、军方、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平民发动袭击。

该组织还通过全面非法征税制度向公民勒索钱财,减少了对外部资金的依赖。

再次,北非恐怖主义威胁降低。在利比亚,“伊斯兰国”未能吸纳新成员和控制领土,恐怖主义活动有所减少。在摩洛哥,政府反恐行动遏制了恐怖组织的活动势头。2021年6~10月,一些受“伊斯兰国”鼓动的“独狼”恐怖分子被逮捕,3个“伊斯兰国”小团伙被捣毁。

最后,非洲恐怖组织将矛头指向中国。2021年,尼日尔、尼日利亚、马里、刚果(金)等地均发生中国人被绑架事件。在尼日尔,6月5日,一家中国矿业公司的两名工作人员在萨赫勒地区三国(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交界地带被武装人员绑架。事发地点是“圣战”分子活跃的重点地区。在尼日利亚,6月16日,4名中国铁路建筑工人在该国奥贡州的阿拉格巴地区(Alaagba)遭伏击,被持枪歹徒绑架。绑架勒索以往集中在尼日利亚南部产油地,但最近已经蔓延到该国其他地区。在马里,7月17日,3名来自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国公民,在距该国克瓦拉镇(Kwala)55公里处一个中国建筑工地,被不明身份枪手劫持。马里军方透露,3名中国人于10月31日成功脱困。绑架勒索一直是当地极端组织的财源,所以绑架事件经常发生。11月21日,刚果(金)南基伍省一矿业公司营地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5名中国公民被绑架。目前,刚果(金)东部伊图里、北基伍和南基伍三省安全形势极其复杂严峻,多次发生涉中国公民的武装劫掠和绑架等恶性案件。新冠疫情加剧社会动荡,恐怖组织更加肆无忌惮地绑架人质、贩卖人口、大肆招募成员,并通过网络肆意开展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宣传。

(三)东南亚暴恐危机潜伏

东南亚本土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穆特组织”、“神权游击队”(JAD)、“伊斯兰祈祷团”等继续作乱,成为影响菲律宾、印尼等国安全与稳定的关键因素。

首先,菲律宾仍是暴恐策源地。在菲律宾,“伊斯兰国”与4个本土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穆特组织”“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相勾连,妄图仿照伊、叙模式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其中,“阿布沙耶夫”是最大分支。2021年2月,安全部队在霍洛岛突袭逮捕了9名妇女(包括“阿布沙耶夫”前高层头目的3个女儿),没收了武器和制造炸弹的材料,据称其正准备对士兵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近期,“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异常活跃。2021年5月,该组织试图效仿马拉维之战,占领棉兰老岛马京达瑙省达图·帕格拉斯镇的镇中心,并与军方交火。

其次,印尼暴恐势力作恶不断。目前,印尼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有两大类,均与国际恐怖势力相关。

第一,效忠“伊斯兰国”的本土恐怖组织“神权游击队”和“东印尼圣战者组织”(MIT)。印尼近3年的大多数恐袭由“神权游击队”实施,例如,望加锡爆炸案、泗水袭击案等。该组织的袭击呈现以家庭为单位、以自杀式爆炸为手段、以祈祷场所为攻击目标的特点。2021年印尼“3·28”恐怖袭击中,“神权游击队”在望加锡一座教堂策动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20人受伤。“东印尼圣战者组织”则活跃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于2020年11月27日在该地区将一家四口杀害,烧毁6所房屋和1个礼拜场所。

第二,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伊斯兰祈祷团”。印尼警方于2021年8月逮捕了该组织涉嫌在印尼独立日发动恐袭的58名成员,查获了该组织囤积的大量弹药。“伊斯兰祈祷团”在印尼拥有成员约6400名,具有实施大规模袭击的能力。2021年1月,该组织精神领袖阿布·巴卡尔·巴希尔(Abu Bakar Bashir)获释,或将再次激发恐怖分子的“斗志”。

东南亚恐怖主义发展态势对中国在东南亚的人员、机构、企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使“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例如,缅甸于2021年2月发生政变后,当地反华情绪升温,不明武装势力趁乱袭击中国企业。3月14日,缅甸仰光莱达雅工业区30多家中资工厂遭不法分子打砸抢烧,多名中方人员受伤。5月7日,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中缅油气管道遇袭,导致3名警卫死亡。

(四)中亚暴恐活动蔓延

目前,中亚面临着阿富汗暴恐势力外溢与网络恐怖主义的双重威胁。一方面,阿富汗局势直接影响中亚安全。2021年,由于阿富汗实施边境管控措施并加强对境内的控制,中亚恐怖袭击事件明显减少,但阿富汗局势仍是地区安全中的最大变量。2021年8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亚领导人说,塔利班掌权后,至关重要的是必须阻止“极端分子”外溢,避免任何“极端分子”从阿富汗溢出到中亚地区。上合组织秘书长表示,上合组织优先关注的焦点是制止和遏制来自阿富汗边境地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的威胁。2021年7月,上合组织举行了阿富汗联络组外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阿富汗局势最新发展及时发出了“上合声音”,彰显负责任国际组织的作用。9月,“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俄罗斯奥伦堡州东古兹靶场举行。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8个上合组织成员国参演,总兵力约4000人。这是上合组织框架内第14次联演。另一方面,“圣战”组织的网络战已深入中亚地区。这些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招兵买马,大肆传播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新冠疫情导致民众失业率及生活压力上升,恐怖分子招募新成员变得越发容易。

三、国际反恐前路漫漫


美国进一步收缩反恐战线,欧洲更加聚焦本土反恐,发展中国家面临防疫与反恐的双重挑战,恐怖势力滥用技术问题突出,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难度增大。加之美西方反恐推行双重标准,使国际反恐形成合力困难重重。

(一)西方国家持续反恐收缩

近年来,西方国家反恐战略发生显著变化。首先,美加速实行反恐战略收缩。当前,美国家安全战略重点由打击恐怖主义转向大国竞争。2021年以来,美继续减少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反恐兵力。2021年8月,美从阿富汗彻底撤出,标志着美国军事干预主义的再次失败。始于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史上最长战争”。美从阿撤军标志其20年反恐政策的彻底失败,原因主要是美强硬输出西方意识形态、军事行动扩大化以及战略惨败。美从阿撤军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恐怖主义或将更加肆虐。“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势力已盘踞阿富汗多年,美从阿撤军使这类恐怖势力倍受鼓舞,急于填补西方撤军留下的真空。在伊拉克,美国于2021年12月正式结束在伊境内的作战行动,打击“伊斯兰国”的主责已从美国及其盟国转移至伊拉克安全部队。目前约2500名美军驻扎在伊拉克,将继续为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咨询和培训。二是西方与伊斯兰国家的矛盾不断扩大。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资深外交官傅立民(CharlesW.FreemanJr)指出,“在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阿富汗已经被看作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对所有穆斯林发动攻击的证据”。

其次,欧洲国家反恐内顾。在境内,欧洲国家加大对本土恐怖主义尤其是网络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2021年4月29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称,欧洲议会于28日投票表决之后,由欧委会提出的防止网络恐怖主义内容传播的新规得以正式通过。欧委会表示,新规将要求网络平台主动打击滥用其服务来发布恐怖主义内容的行为。在欧盟成员国主管部门发出警报之后,相关内容须在一小时之内删除。此外,新规将有助于打击极端主义思想在网络中的传播。在境外,法国加速从非洲撤军。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1年7月9日表示,未来6个月内,法国将从非洲萨赫勒地区撤军2000余人,并关闭法国位于马里北部廷巴克图、泰萨利特和基达尔的“新月形沙丘”(Bar khane)行动军事基地。法国政治分析家、国际关系教授法拉吉·马图克认为,这是一次战术撤退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尤其是在部队遭受人员损失后,且法国与马里新政府之间缺乏信任。2022年2月,法国《星期报》报道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很快宣布结束在马里的“新月形沙丘”行动,并从该国撤出军队。

(二)发展中国家反恐能力有待加强

不少发展中国家身处反恐斗争一线,日益成为恐怖主义肆虐的重灾区,深受恐怖主义之害。一方面,治理能力薄弱的国家面临防疫与反恐“双线作战”。中东、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府疲弱无力、功能失调,新冠疫情使这种情况进一步凸显。许多国家报告的新冠感染病例数很低,是因为并未收集全部数据。政府资源主要集中在应对新冠疫情并遏制因反应不力引起的社会动荡。新冠疫情是检验政府治理能力的“试金石”。新冠疫情持续、灾后恢复及经济复苏的时间越长,恐怖势力在西非萨赫勒与乍得湖、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地蔓延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势力不仅擅长在这些国家策动恐怖袭击、扩大势力范围,还在某些地区尝试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尤其是医疗服务不足的地区),意图填补真空地带,增强自身影响力。这将使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心不断下降,加剧当地的恐怖主义威胁。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强化反恐能力建设迫在眉睫。当前,发展中国家自身打恐能力有限,尤其是内乱与治理能力薄弱相互交织的国家,难以靠一己之力清除本国的恐怖主义势力。联合国、区域组织、中俄等大国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反恐前沿国家进一步提升反恐和去极端化能力,筑牢反恐阵线的每一个环节,更多倾听这些国家在反恐领域的立场和诉求,形成更加符合实际、切中要害的全球反恐策略。例如,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在非洲呈现多点扩张之势,对地区国家安全构成严峻威胁。中国始终致力于为非洲反恐前沿国家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已资助联合国反恐办、安理会反恐执行局实施多个项目,为非洲相关国家进行反恐培训,提供反恐教材和特殊反恐设备,举办跨境反恐合作研讨会等。

(三)新兴技术与暴恐结合风险上升

当前,恐怖势力滥用技术问题突出,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难度增加。新兴技术的使用能够缩小暴恐组织与国家之间不对称的实力差距,增强国际恐怖势力的隐蔽性、杀伤力以及情报搜集能力。一是隐蔽性更强。信息技术发展使恐怖组织在招募人员、传播极端思想、跨地域调动资源等方面更具便利性和隐蔽性。恐怖组织还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勾结,构成新型恐怖组织运转网络。二是杀伤力更强。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在新兴生物技术催动下,生物武器正向多样化、小型化、基因化方向发展,许多公共卫生和安全专家忧心忡忡,认为新兴生物技术可使细菌或病毒更经济、更快速地被进行基因测序、改造或武器化,进而降低生物恐怖袭击门槛。3D打印技术可用于武器制造,可高效、快速、低廉地自制枪支、炸药等,恐怖组织可以轻而易举获取打印枪支的图纸,制造出不受管制、无法溯源的枪支。三是情报收集能力更强。国际恐怖势力可以利用无人机获悉对手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及整个区域的现状。目前,无人机已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标配,“伊斯兰国”甚至成立“圣战者无人机”小组,专门负责获取无人机并策动恐怖袭击。此外,恐怖组织还利用人工智能绘制社会网络关系以识别更具袭击价值的目标,提升其袭击的影响力。

(四)美西方反恐推行双重标准

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国界之分,任何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然而,美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反恐中推行双重标准,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其不仅将反恐工具化,甚至借反恐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导致国际社会无法建立完善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使恐怖主义难以彻底根除。近年来,美相继将所谓“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签署成法;撤销将“东伊运”认定为恐怖组织;虚构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美西方的连番举动是在反恐问题上赤裸裸地搞双重标准,公然向暴恐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如通过打“反恐牌”实施对华遏制就是例证。

四、结语


国际暴恐势力从2019年的低潮期走向新一轮扩张期,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再度升级。以“伊斯兰国”为首的国际暴恐势力伺机反扑,呈现死灰复燃之势。打着“圣战”旗号的恐怖主义分子与极右恐怖主义分子相互影响,使国际恐情更趋复杂难测。自2021年以来,联合国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合作,打击不断变化的恐怖主义威胁。上合组织、欧盟、东盟、非盟等区域组织深化反恐合作,凝聚反恐合力,推进反恐和去极端化成效显著。未来一段时期,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的挑战重新进入上升期,国际社会须加强协调合作,坚决摒弃“双重标准”,弘扬多边主义,齐心协力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当前,中国周边地区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呈不断上升态势。“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有关国家由政局动荡、政策突变、恐袭等因素引发的安全事件越来越多,海外中企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在增多。鉴于此,中国始终主张在国际反恐中发挥联合国中心作用,坚持标本兼治原则,反对反恐双重标准,支持反恐行动遵守国际法、坚决保护平民的底线,主张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未来将进一步加大与阿富汗、巴基斯坦、马里等国的反恐合作力度,建立情报共享机制,加强司法合作,推动反恐走向深化,切实有效维护好中国海外利益安全。(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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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张蕴岭主编《海外公共安全与合作评估报告(2022)》,世界知识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6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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